禪宗有一公案：「若林中樹倒時無人聽見，會有聲響嗎？」答曰：「沒有」。樹倒了，確實會產生聲浪，但除非有人感知到，否則就是沒有聲響。溝通也是一種感知，只在有接受者時才會發生。
溝通一詞，原指開溝以使兩水相通。《左傳‧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後泛指使兩方相通連，也指疏通彼此的意見。在《為了周總理的囑託》一文中，便有「親切的稱呼，簡單的對話，溝通了受壓抑者的共同的思想感情。」之語，也道出了溝通的重點，在於坦誠、相互對等的傳遞信息和回饋，從而調整彼此的既定立場和態度。
梁特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主動向傳媒談及政改的問題。他說：「我本人和特區政府會做好香港內部的協調工作，亦會做好香港社會各界，包括立法會議員和中央之間的溝通工作。」不過，談到立法會議員四月上海之行時，他意有所指地說：「在香港立法會議員這方面有不少轉折，到最後亦有相當一部分的、某些政黨的議員自己決定不參加。雖然該次的效果是好的，但是過程中確實有些轉折。」並指出「四月之後，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即中聯辦官員約見某些黨派的議員，那個成效都不好，大部分某些黨派的議員到現在都沒有和中聯辦官員就政改問題進一步見面。」
這裏「轉折」一詞頗堪玩味，不知道是梁特又一次用詞不當，還是潛意識使然，因而脫口而出。轉折通常指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改變原來的方向、形勢或趨勢，如歷史的轉折。杜鵬程《保衞延安》第四章便有「這樣，戰士們便知道劉鄧大軍帶頭反攻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偉大的轉折。」的描述。魏巍《東方》第五部第一章也有「這次戰役雖然殘酷激烈，但卻孕育着朝鮮戰爭的一個轉折。」之語。梁特口中的轉折到底所指為何，也許真的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看得到那次上海之行為政改帶來了甚麼樣的「轉折」。不過，轉折一詞充滿黨的味道，則是不難理解的。
例如余伯流的《歷史轉折中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領略毛澤東推動歷史轉折的四大政治智慧〉，朱華祥的《西元一九二七 ── 毛澤東蔣介石之權力轉折元年》，蔣建農、鄭廣瑾的《長征途中的毛澤東》中，也有〈偉大的轉折〉這一章，而這個偉大的轉折，指的就是遵義會議。還有鄧賢的《大轉折 ── 決定中國命運的700天》，故事由馬歇爾灰溜溜地離開中國開始，到著名的西柏坡會議，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的口號，告誡全黨要牢記李闖王的歷史教訓，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
話說回來，梁特話峰一轉，指出「下（落）去我們進行這個溝通工作，促成香港立法會議員和中央溝通的工作，我們會繼續做，但亦要知道我們不能夠一廂情願，這件事有一定難度。」事實是，任何一個人也不會做不必要的溝通，尤其是中共，溝通永遠是一種「宣傳」，都是為了傳達中央的意旨。思維是溝通的基礎，任何一個有目的的溝通皆始於自我，因此，自身的思維是影響有效溝通的重要因素。過於迷信自身思維方法的人，既主觀又武斷，缺乏客觀、公正、公平之心，既不能正視自我也不願正視他人，更談不上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僅僅是把信息傳遞出去，顯然並非有效的溝通。
溝通總是會產生要求的，它總是要求接受者要成為某人、完成某事、相信某種理念。換言之，如果溝通能夠符合接受者的渴望、價值與目的，它就具有說服力，這時溝通會改變一個人的性格、價值、信仰與渴望。假如溝通違背了接受者的渴望、價值與動機，可能一點也不會被接受，甚至受到抗拒。
梁特將溝通的障礙，有意無意間推給泛民議員，暗指泛民議員無意溝通。然而，當泛民議員清楚表達了希望與中央負責政改的官員會面之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七月二十三日向傳媒表示：「泛民議員希望透過特區政府，能夠安排他們與中央負責香港政制發展的官員會面。首先，十多位議員表示了這個希望可以溝通的訴求，他們說希望能夠為政改找一條出路。我覺得這個態度是值得我們嘉許的。」不過，她接着說；「我們告訴議員我們都是很認真（的），聆聽了他們對於希望與中央官員溝通的訴求，我們亦會如實反映給中央知道，繼續好像行政長官所說，扮演好橋樑（梁）的角色。但是，我亦在會上沒有承諾一定能夠按着他們的要求，能夠辦成這件事。」
《墨子‧修身》有云：「言不信者行不果。」觀乎梁特的「語言偽術」和特府的「認真」態度，在中央與泛民議員會面一事上，到底誰人「一廂情願」？可謂不言而喻。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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