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的誤區

人口老化已屬老生常談，但香港政府卻似乎仍以新事物視之。十月二十四日公布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揭示」本港未來三十年受老齡化和生育率不足的雙重打擊，「導致」人才的質和量均嚴重不足，文件因而以解決人力資源為重心，沒有長遠而明確的人口政策方向，實在教人失望。

人口政策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根據本國人口變化而採取的政策措施。不同國家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而一個國家的人口政策也必隨着本國人口發展的實際情況而調整。但究其實，沒有政策，也是一種政策。廣義的人口政策指政府為了達到預定的與人口有關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而採取的影響生育率、死亡率、人口年齡結構、人口生理素質、文化教育程度、道德思想水準，以及人口遷移和地區分布變化的措施。狹義的人口政策主要指政府影響生育率變化的措施。不論是否明文規定，人口政策均是政府基本國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中國歷朝也有不同的人口政策，大都與賦役政策、婚姻政策有關。一些朝代創建於長期戰亂之後，戰禍使人口銳減，影響賦役和兵力來源，統治者便通過強迫早婚，達到人口增長的目的。春秋時代的越國，便實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方針，繁衍人口。《國語‧越語上》記載：「女子十七歲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也就是把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七歲定為最遲結婚年齡。唐太宗貞觀時期也將女子的最低適婚年齡定為十五歲。「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須中以婚媾，令其好合。」（《通典‧禮‧男女婚嫁年紀議》）。

現今社會，除了中國大陸，任何政府也不能強制生育或不生育。現在普遍遲婚甚至獨身，是時代潮流，也是社會大氣候。如何鼓勵早婚、早生育，政府必須有實際行動改善大環境，包括生活質素、教育質素、社會流動、人文關懷等。可惜的是，諮詢文件對此乏善可陳，沒有方向。

再者，勞動人口亦不等同勞動力。放眼當下，年輕一代的勞動力和上進心每況愈下，是社會大環境使然，欠缺勞動力的勞動人口再多也是徒然。從前農業社會，多一張口便是多一雙手，人口與人力掛鈎，但現今後智識型社會，我們得重新思考「勞動力」一詞。事實是，國際間在爭逐的是「人才」而非「人口」。人口的增長與人口結構變化，實應與社會整體的經濟、人文走向相配合，而非簡單的追求量的增長。

 

觀乎港府題為「集思港益」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提出的所謂三版塊五方向，其實是枝葉而非主幹，就如我們駕船出海，只顧裝備糧水而沒有訂出航線和目的地一樣。政府明言不設人口上限，有其思考的背景，但亦同時暴露出政府壓根兒沒有考量香港的承受能力，也沒有勇氣規劃預定的與人口有關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事實是，文件隻字不提未來的香港會是一個怎樣的城市。誠然在廿一世紀，人口的流動性比以往大和快，不容易估量和掌握，但常住人口的數量，理應有一底線。任何一個城市，也不可能承受無上限的人口，何況以香港的資源，更不在話下。

 

文件似乎在有意無意間把人口政策等同人力政策，這實屬敗筆，又或是政府真的刻意誤導，迴避問題。四十九頁的文件只集中討論香港未來的人力資源問題，例如吸引婦女重投勞動市場、鼓勵生育、吸引外來人力資源、如何延長退休年齡等等。但鼓勵生育與釋放女性勞動力本身相互矛盾，吸引外來人力資源與培育本地人才相牴觸，延長退休年齡則窒礙年輕人向上流動。

凡此種種，均反映出政府花了十個月制定出來的人口政策諮文件有欠周詳，只不過是重新道出問題所在，沒有提出具體措施，掉進人口政策的誤區。所謂「集思」，亦說明政府之「不思」，既虛耗時日，又浪費公帑，且不見成效。與其今天才「集思」，又何須甚麼督導委員會？

  

曾偉強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日
刊於二○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香港《星島日報》

 

垃圾袋收費達多贏

在香港，棄置家居垃圾真的是免費的嗎？究其實，即便現在，丟垃圾是要付出代價的，故此，解決固體垃圾量的問題，徵費是手段，根本在源頭。而徵費的方式則必須簡單而公平，以達致鼓勵減廢、關愛環境、公平分擔、節省成本等目標。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開展「減廢 － 收費‧點計？」社會參與過程和發表《誠邀回應文件》，徵求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可行方案。弔詭的是，香港的都市固體廢物一直以來都是收費的，問題是由誰來付鈔，和誰付得較多，誰付得較少而已。

有調查結果顯示，過半數受訪市民支持政府以用者自付的原則徵收垃圾費，另有四分之一反對，約一成明確反對任何垃圾徵費的建議。但不論如何，調查亦顯示有六成被訪者表示，實施垃圾收費會令他們更積極地分類回收廢物。

目前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居住在公營或私人屋村的，眾所周知，私人屋村的管理公司和房屋署都會為住戶每月派發垃圾袋，表面上看，這些垃圾袋是免費的，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私人屋村的垃圾袋的成本或價格，其實已包含在每月的管理費之中。換句話說，不管其垃圾是多是少，每戶所付出的垃圾費是相同的。如此一來，變相鼓勵住戶把每月獲派的垃圾袋用盡，以達至最高的成本效益。相反，垃圾量少的用戶所付出的「垃圾費」便會相對較高。這種收費模式不但不公平，而且不能減廢，反而鼓勵製造垃圾。

公營房屋不收管理費，那麼，公屋所派發的垃圾袋又是否真的免費？答案是「否」。原因很簡單，公屋租金得到公帑的補貼，因此，公屋戶每月獲派發的垃圾袋的成本代價，變相由所有納稅人承擔。這樣不僅不會鼓勵住戶善用垃圾袋，本身更是不公義的做法。

《誠邀回應文件》提出的三個方案，其實只有按住戶的廢物多少徵費較為可行，亦符合現行的運作模式，需要討論的其實是如何收費而已。至於按整幢樓宇的垃圾量徵費，只會製造更多垃圾而不會減少，因為同樣付出等額的垃圾費，用戶自然沒有誘因減少垃圾。

按住戶收費，其實可以很簡單。就是將現時「免費」派發的垃圾袋以正價出售。為了讓市場有競爭，同時保證垃圾袋的質量，也要顧及居於獨立屋和村屋等的市民，日後假如垃圾袋需要收費的話，價格應由市場決定，不宜由政府統一銷售，以免造成壟斷，最終得不償失，亦剝奪了市民選擇的權利。順帶一提，屆時政府亦應減少街上的垃圾箱，循社會層面培養市民循源頭減費的習慣。

假如用戶認識到所使用的垃圾袋是需要成本，而且是由一己所承擔的，便會自然而然地減少使用，從而達到減廢的目標。當然，私人屋村的管理費應當將垃圾袋的成本減去。那麼，短期可能仍然有人把垃圾扔到街外，但這樣的成本其實較使用垃圾袋高，當人們意識到這一點之後，便會從家出發，從日常生活習慣入手，減少廢物。

同樣，公屋住戶亦需以一定的價錢購買垃圾袋，不再由納稅人補貼。事實上，濫用垃圾袋的情況現時在公屋非常普遍。而不論是私人屋村還是公屋，現行派發垃圾袋的模式只會懲罰垃圾量少的住戶，因為他們付出的代價相對較高，但同時鼓勵製造垃圾，因為那樣便能為個人取得最大的效益，反正垃圾袋每月派發，不取用的是儍瓜。

曾偉強

二○一三年十月五日

閒話霍金支持安樂死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曾表示「生命尚存，總有希望。」曾經反對安樂死的霍金，二○一三年九月十七日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如果人們會讓那些因疾病遭受巨大痛苦的動物早點離開這個世界，結束痛苦，那麼「為什麼對人類不行？」。

猶如花萎果凋，葉落根枯，那還是一株有生命的植物嗎？人類可以改造植物的基因，但不能讓一株植物永存不謝。人類可以讓沒有生存機會的動物安樂死，但卻不讓承受極度苦痛的人選擇安樂死。這到底是人類的仁慈還是殘忍？

霍金二○○六年訪問香港時，曾公開回應已故斌仔（鄧紹斌）要求安樂死合法化，他當時表示：「我認為他（斌仔）應該有權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但這會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不論命運看似有多糟，你依然可以有所作為、有所成就。生命尚存，總有希望。」

然而，生命並不是純粹客觀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從生命中散發出來的活力。「生」表示活的、有活力的，而「命」則是動植物的生活能力。「生命」也就是生物體所具有的存在和活動的能力。當有一天我們油盡燈枯，失去了活動的能力，失去了新陳代謝的自主力量，哪還稱得上是生命嗎？

生命在大自然中呈現，最終也應回歸自然。但隨着科技與醫療的進步，人類扭曲了生命進程的自然步伐，也能推延自然死亡的到來。不少從前的不治之症現在可以治癒，肢體殘缺可以裝上義肢，甚至如霍金般以電腦與別人溝通。但問題不在於科技的先進，而是這樣的「生命」是否仍在散發着活力。

當一個殘破的生命體不能按照自然的法則活動，延長這個生命體的存在到底應由誰來作決定？薩特曾經說過他是「一個要死的自由的人」。選擇死亡是人類的終極自由。當一個人的存在比死去更痛苦的時候，當這個人失去自然的生活能力的時候，這個人是有權選擇結束生命的。「命」，令也。每一個生命體，即便是一株植物，也有其命，而命必有終結的一天。弔詭的是，其他動植物可以順天而行，自然而然地結束生命，但現今的人類卻不可以。

然而，像霍金般失去能動力的人如果要求安樂死，便必須他人協助直接致死，但直接致死的行為是違法的。霍金認為那些身患絕症且遭受巨大痛苦的人有權選擇是否結束生命，而那些幫助他們的人應當免於刑責。

霍金在一個有關他生活的紀錄片播放之前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訪問時說，只要有防止濫用協助自殺的制約手段，處於疾病晚期的患者便應有權在他人協助下自殺。他認為一旦安樂死非刑事化，則必須制定措施，肯定求死者的而且確是希望結束生命。

法國和美國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和佛蒙特州容許協助自殺，但必須由病人自己執行。比荷盧則同時容許主動安樂死和協助自殺。而在英國，協助自殺仍屬違法行為。

協助自殺不能解決如霍金這類人士求死的問題，因為他們必須接受主動安樂死，也就是直接由醫師注射致死的藥物，因為他們壓根兒動彈不得。故此，他們的問題不在於協助自殺，而是直接致死。

支持者安樂死的論據之一是，為遭受病痛折磨的晚期病人終結生命是同情心的表現。而反對者則擔心一旦安樂死非刑事化，家人、護理機構可能會迫使或欺騙殘疾者、長者和沒有經濟能力繼續接受治療的人同意自殺，以防止他們成為負擔。

霍金廿一歲時被診斷患有運動神經元疾病，醫生曾推測他只有兩至三年壽命。現年七十一歲的霍金早已全身癱瘓，長期以輪椅代步，需通過臉頰上的肌肉配合傳感器和電腦語音系統與外界交流。

曾偉強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香港需要長遠人口政策

假如房屋是商品，便不能單看供應。假如房屋是福利，便不需考慮成本。香港的房屋問題誠然複雜，但歸根結柢，即使是被視為福利的公營房屋，亦離不開供求關係。

香港特首梁振英九月十五日出席所謂的「公眾」論壇時主動談到房屋問題，再次強調關鍵在於供應，並不點名反駁香港人口太多的說法。這論調其實並不全面，亦有混淆視聽之嫌，反映政府對房屋政策的狹隘思維。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翌日隨即在報章撰文附和，表示每天一百五十個單程證配額毋須減少。此論調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也！但究其實，現時每天一百五十名單程證配額，加上去年中央政府准許港人內地「超齡子女」申請單程證來港，未來香港移入人口只會不斷上升，必須正視。香港需要的是長遠人口政策，並不是空泛的長遠房屋政策，更不是如現在般「盲搶地」，甚至打郊野公園的主意。

根據政府一站通網頁的資料，香港由香港島、大嶼山、九龍半島、新界和二百六十多個離島組成。總面積一千一百平方公里，而已發展土地則少於百分之二十五，郊野公園及自然保護區約佔四成多。由此觀之，香港並非土地不足，而是規劃不善。現時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土地供應不足，不僅言過其實，亦反映政府在在欠缺長遠規劃，沒有遠見。

然而，以有限資源畢竟無法滿足無限需索。房屋的需求有多種，現時有一種其實是「要求」而不是「需求」，在此不作深入討論，日後有機會再談。但針對梁振英在論壇上的談話，有一點必須正視。事實是，根據香港入境事務處的數字，由千禧年至二○一○年上半年，持單程證來港的人數已超逾五十萬，而當時的總人口約七百萬。香港真的能滿足這種無止盡的人口壓力嗎？在現時的二十三萬公屋輪候冊中，政府能夠告訴我們當中有多少是新移民嗎？

事實上，根據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的統計結果，香港的旺角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平均每平方千米的人口數達到十三萬。而面積只有一點三平方公里的鴨脷洲，便有九萬名居民，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六萬人，不僅是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島嶼，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島嶼。

限制移民，政府亦非無先例可援。香港早於二○○三年引入資本投資者入境計畫，目的是吸引世界各地，尤其是大陸有投資意願人士申請香港居留權。當時的要求是在申請該計劃前兩年擁有不少於六百五十萬港元資産，並在規定時間內把六百五十萬港元以上的資金投資到香港房地産或金融資産，便可獲原則性批准，隨後在港連續投資達到七年，便可申請永久居留權。然而，為了防止樓價上漲，香港政府在二○一○年提高了投資移民的門檻，將投資金額加至一千萬港元，並且規定不能用作買樓。

這說明移民政策實非鐵板一塊，問題在於政府的決心和遠見。香港雖有尚未開發的土地，但不等於可以讓人口無止境地增長。事實是，香港現在已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自由行」人數的接待能力正在檢討，但移入人口的政策為何不能檢討？古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愚公以無限的人力去移山，香港政府則妄想以有限資源去滿足無限需索，實在愚不可及。

曾偉強

二○一三年九月十六日

月餅應該是圓的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人快樂有人愁。」這是兒時朗朗上口的順口溜。今時今日，中秋已異化成無限商機，但教人愁的是，節日傳統氣氛卻年遜一年。

明代田汝成《西湖遊覽記》提及：「八月十五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饋，取團圓之意。」故此，中秋又名「團圓節」，而月餅亦叫「團圓餅」，寓意闔家團圓。月餅應該是圓的，縱使現今大部分的月餅已變成了方形。中秋節吃月餅，就和端午節吃粽子與元宵吃湯糰一樣，是中華文化彌足珍貴的傳統習俗，沒有月餅便成不了中秋。

雖然「月餅」一詞最早見於南宋吳自牧的《夢梁錄》，但月餅的歷史卻可追溯至殷周時期。當時江浙一帶有種紀念商朝太師聞仲的「太師餅」，被視為月餅的「始祖」。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引進了芝麻、胡桃，於是出現了以芝麻、胡桃仁為餡料的圓形餅，稱為「胡餅」。

到了唐代，民間開始出現胡餅餅師和專門售賣胡餅的店舖。據說某年的八月十五，唐玄宗和楊貴妃賞月吃胡餅，玄宗嫌胡餅名字不雅，楊貴妃凝望當空明月，「月餅」二字脫口而出。從此「月餅」的名稱便取代了「胡餅」。而中秋成為節日，據說也始於唐代。傳說唐玄宗夢遊月宮，得到了霓裳羽衣曲，民間便有了過中秋節的習俗。

月餅，又稱宮餅、小餅。相傳北宋皇室過中秋，喜歡吃一種叫「宮餅」的食品，「宮餅」又叫「小餅」，也就是月餅，而餡料則更細緻。東坡居士《月餅》詩云：「小餅如嚼月，中有酥和飴。默品其滋味，相思淚沾巾。」酥和飴，說明了餡中摻入了油和糖。

小時候，母親常常叫月餅為「油餅」。記憶中，那時的月餅盒內都有蠟紙，而蠟紙都會沾滿月餅的油脂而顯得半透明狀。當時的月餅盒是紙盒，後來完全由鐵盒代替。我們小時候經常將紙盒改做成玩物，其樂無窮。

廣式月餅的包裝通常是四個為一單位，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四個月餅疊在一起，用玉扣紙包成圓柱體，豎立擺放，稱「一筒月餅」，外面貼有紅色蠟紙，註明品種。使用月餅罐或紙盒包裝是到了廿世紀，月餅被商品化以後的事，一般仍然是四個一盒。除了鐵和紙，我也曾見過木製的月餅盒，相當別緻，是逸東酒店出品。事實是，當時我就是為了那個木盒而買了兩盒月餅，至今仍保留着一個木餅盒，用作盛載一些「小物事」。

古時候，月餅其實是祭品，用以祭月。《禮記》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也就是在秋分的晚上祭月，在古代是和春天的祭相對的。記得母親愛說「拜月光」，每年的中秋拜月，是年中大事。但時至今日，拜月的習俗幾成歷史。至於月餅的形狀，雖隨歷史的演進和各地方特色而有異，但大體上應是圓的。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有這樣的記載：「八月十五祭月，其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如蓮花。」這與廣式月餅相似，廣式月餅的特點是皮薄鬆軟、油光閃閃、色澤金黃、油潤軟滑、圖案精緻，餅身呈腰鼓形，餅底呈皮色幼砂眼，不易破碎。

唐宋以前，關於拜月的記載較少，而當此兩代，祭月之風已盛，且多是和賞月聯繫在一起的。到明清時期，這風俗更加流行。明清北京的拜月之俗，多是八月十五晚間家人團聚，等月亮升起之後拜月。《帝京景物略》云：「八月十五日祭月……家設月光位於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則焚月光紙，撤所供，散之家人必遍。」

從前，雖然家境不好，但每年的中秋，母親必定購備月餅，和各式水果，準備「拜月光」。水果計有柿子、橙、蘋果、梨、柚子、葡萄、楊桃、香蕉等，也有花生和菱角。「拜月光」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儀式，而我們便等母親拜完月光，一起吃水果和月餅。月餅必定是拜完月光才吃的。一家人一起吃，特別窩心。

除了拜月光，吃水果，中秋最令人期待的是提花燈。小時候，每逢中秋，大街小巷都滿是提着花燈的孩子，也有成人。人影疊疊，燈影處處，遍充中秋的氛圍，節日的喜氣。今天，這份節日的氣息已不復往年。點蠟燭、提花燈亦漸成集體回憶。

蘇軾的《中秋月》詩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時代在變，傳統在消失，而每年的中秋，不變的是特別圓的月亮。我懷念一家人在團圓節一起吃月餅的日子，懷念大伙兒提花燈點蠟燭的夜晚。畢竟，月餅應該是圓的。

曾偉強

二○一三年九月七日

你會懷念新界菜嗎？

曾經，我們的餐單上有一款香港獨有的「郊外油菜」。但不知從何時開始，油菜變成「空運到港」，而「郊外」二字亦已在無聲無色之間消失掉。郊外油菜要空運到港，是香港的悲哀，港人的無奈。

可喜的是，當我們走進街市，仍有機會買到新界菜。而且價錢一般比進口菜便宜，當然亦比大陸菜吃得安心。可哀的是，現時新界菜主要來自新界東北的農場，亦即「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所覆蓋的地區，包括古洞北、粉嶺北，以及暫時擱置的坪輋、打鼓嶺。

換言之，一旦「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全面啟動，種植新界菜的農地亦會隨之全面消失，新界菜很可能成為歷史。到時香港人吃的菜，除了由日本、歐美等地區進口的貴價菜，一般市民就只剩下大陸菜一個選擇了。到那個時候，懷念新界菜，就如同我們現懷念元朗的養鴨人家。

香港曾經有一大片農地，有漁塘、雞場、豬場，亦曾經有大米出產，而著名的沙田柚，更是源產香港。但眼下香港大片農地被荒廢，甚至變成棕地。漁塘、雞場、豬場雖不至於完全消失，但亦成為瀕危產業。政府經常掛在嘴邊的是香港缺乏資源，但究其實，香港不是缺乏資源，而是欠缺遠見和規劃。

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她的小麥不僅可以自給自足，仍可以出口，中國便進口不少美國小麥。而從日本進口的數百元一個的西瓜，亦令港人趨之若鶩。不少新進的新興經濟體，如土耳其，其農業亦佔經濟產值中的一個重要比例。不禁問，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就必定要犧牲農業嗎？

將農地改建住房，其惡果已在大陸浮現。四千年的農業大國，現在就是中國人的主要食糧，大米和小麥，也得依賴進口，那是莫大的諷刺，亦是中華人的悲哀，更惹來世人的竊笑。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過要穩住「菜籃子」，因為那才是任何一個負責任政府真正重中之重的工作。

假如香港真的要走上這條不歸路，有朝一日，香港的平民百姓只有冒着生命危險來吃不太安全而且昂貴的大陸菜。梁振英不會明白市民吃菜難的問題，因為他在禮賓府和山頂大宅自己種瓜種菜。

究其實，糧食屬於戰略物資，當香港政府高調背棄市場經濟的同時，更不應不仔細考量我們的糧食供應。市民想要的是安居樂業，而要安居樂業，說到底，就是衣食住行。放眼當下，尋常百姓快要連麵包、雲吞麵也吃不起的時候，社會又安得和諧？假如香港僅存的農業也沒有了，我們吃無魚肉、食無瓜菜的日子便指日可待。

調刺的是，香港立法會仍然有漁農界的代表，但卻從來沒有農業政策，反而是大規模的開發土地，正在消滅本土農業。其實，農業與城市發展並無矛盾。農業的長遠規劃，不但可以提高本地供菜量，亦可確保菜價不會因內地的各種情況而大幅波動，有助穩定社會民生，市民亦有應有的選擇。

縱然香港本身的農產品不能亦不可能自給自足，但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會維持最大程度的本土糧食供應量，也會亦必須在城市規劃的過程中作出適當安排，避免糧食供應受制於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葫蘆裏到底賣什麼藥，一切已昭然若揭。

曾偉強

二○一三年七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