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根據本國人口變化而採取的政策措施。不同國家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而一個國家的人口政策也必隨着本國人口發展的實際情況而調整。但究其實，沒有政策，也是一種政策。廣義的人口政策指政府為了達到預定的與人口有關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而採取的影響生育率、死亡率、人口年齡結構、人口生理素質、文化教育程度、道德思想水準，以及人口遷移和地區分布變化的措施。狹義的人口政策主要指政府影響生育率變化的措施。不論是否明文規定，人口政策均是政府基本國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中國歷朝也有不同的人口政策，大都與賦役政策、婚姻政策有關。一些朝代創建於長期戰亂之後，戰禍使人口銳減，影響賦役和兵力來源，統治者便通過強迫早婚，達到人口增長的目的。春秋時代的越國，便實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方針，繁衍人口。《國語‧越語上》記載：「女子十七歲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也就是把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七歲定為最遲結婚年齡。唐太宗貞觀時期也將女子的最低適婚年齡定為十五歲。「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須中以婚媾，令其好合。」（《通典‧禮‧男女婚嫁年紀議》）。
現今社會，除了中國大陸，任何政府也不能強制生育或不生育。現在普遍遲婚甚至獨身，是時代潮流，也是社會大氣候。如何鼓勵早婚、早生育，政府必須有實際行動改善大環境，包括生活質素、教育質素、社會流動、人文關懷等。可惜的是，諮詢文件對此乏善可陳，沒有方向。
再者，勞動人口亦不等同勞動力。放眼當下，年輕一代的勞動力和上進心每況愈下，是社會大環境使然，欠缺勞動力的勞動人口再多也是徒然。從前農業社會，多一張口便是多一雙手，人口與人力掛鈎，但現今後智識型社會，我們得重新思考「勞動力」一詞。事實是，國際間在爭逐的是「人才」而非「人口」。人口的增長與人口結構變化，實應與社會整體的經濟、人文走向相配合，而非簡單的追求量的增長。
觀乎港府題為「集思港益」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提出的所謂三版塊五方向，其實是枝葉而非主幹，就如我們駕船出海，只顧裝備糧水而沒有訂出航線和目的地一樣。政府明言不設人口上限，有其思考的背景，但亦同時暴露出政府壓根兒沒有考量香港的承受能力，也沒有勇氣規劃預定的與人口有關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事實是，文件隻字不提未來的香港會是一個怎樣的城市。誠然在廿一世紀，人口的流動性比以往大和快，不容易估量和掌握，但常住人口的數量，理應有一底線。任何一個城市，也不可能承受無上限的人口，何況以香港的資源，更不在話下。
文件似乎在有意無意間把人口政策等同人力政策，這實屬敗筆，又或是政府真的刻意誤導，迴避問題。四十九頁的文件只集中討論香港未來的人力資源問題，例如吸引婦女重投勞動市場、鼓勵生育、吸引外來人力資源、如何延長退休年齡等等。但鼓勵生育與釋放女性勞動力本身相互矛盾，吸引外來人力資源與培育本地人才相牴觸，延長退休年齡則窒礙年輕人向上流動。
凡此種種，均反映出政府花了十個月制定出來的人口政策諮文件有欠周詳，只不過是重新道出問題所在，沒有提出具體措施，掉進人口政策的誤區。所謂「集思」，亦說明政府之「不思」，既虛耗時日，又浪費公帑，且不見成效。與其今天才「集思」，又何須甚麼督導委員會？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日
刊於二○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香港《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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