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鈎者誅

假如因貪小便宜，圖口腹之慾的前特首曾蔭權要上刑受責，那麼，現屆特首任內收受五千萬酬庸，又應當如何處置？

「九三」閱兵，「十一」慶典，曾蔭權均有獲邀出席，但誰又會料到，高高興興之後，便是反臉之時。在這兩個日子之後立即用刑，任誰都不會相信「沒有任何政治考量」。反正梁特的話，必須循相反方向理解。

梁特十月六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主動向傳媒表示，「知道大家都關心曾蔭權先生的事，所以在這裏先講幾句。」不過，廉署十月五日落案起訴曾蔭權，控以兩項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消息上午傳出，即時成為城中焦點，引起「大家關心」。

當天梁特一連出席兩項活動，包括「香港各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周年系列活動」紀念大會，和「香港金融界慶祝國慶六十六周年晚會」，但均沒有談及曾案。時隔一天，梁特忽然察覺到「大家都關心」，這又說明甚麼呢？

梁特重申案件由「律政司作一個獨立的決定，沒有任何政治考量。」但這正是此地無銀，欲蓋彌彰，提出起訴的日子，剛好在「十一」慶典之後，這不是「等埋十一」是甚麼？

觀乎兩項控罪，一是「在相關行政會議討論及批准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的牌照或相關申請時，隱瞞或沒有申報或披露他正與雄濤的大股東黃楚標商討深圳東海花園一住宅單位的租約，及在二○一○年十一月向黃楚標的公司支付人民幣八十萬元的相關款項。」二是「建議何周禮應獲在香港特區的授勳機制下考慮被提名時，隱瞞……何周禮獲受聘就該住宅單位進行室內設計工程。」

至於曾蔭權在任期間，被揭發接受富豪以私人飛機和豪華遊艇款待、獲酒窖免費存放千六支酒、獲新地「送贈」二手跑步機等醜聞，律政司認為沒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因此，廉署並不是引用《防止賄賂條例》提出檢控，而是門檻較低的違反普通法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由此觀之，將之罪成的意圖明顯不過。

話說回來，這些控罪，和表面的證據，並不涉及真金白銀。這些醜聞，只說明有一個人，喜歡弄權，無節無德，貪小便宜，只圖口腹之慾，但卻無膽量或能耐當一個真正的「貪官」。

有趣的是，梁特十月六日被問到是否因UGL事件而不修訂《防賄條例》，使之涵蓋行政長官時表示，「兩件事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那是「我當選行政長官之前，離開舊公司時候的一個離職安排。」梁特說出這話的時候，面不改容，眼亦不眨，真的佩服梁特的自我催眠能力。

資料顯示，梁振英二零一一年十月三日辭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辭任DTZ董事局和亞太區主席；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布參選特首；十二月二日與澳洲UGL簽訂協議，梁振英獲四百萬英鎊報酬；十二月四日UGL完成收購DTZ。時間是最佳的證人，這是否「離職安排」，看官心中有數。

至於這筆共約五千萬港元的報酬，梁振英共分兩次收取，首筆二百萬英鎊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收取，第二筆二百萬英鎊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收取。但從來沒有申報，甚至一直秘而不宣，直至澳洲傳媒於二零一四年十月披露，始為公眾所知。

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反諷地說：「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成王敗寇，以詭詐暴力等方法竊奪政權的，往往封侯拜相，甚至稱王稱帝，在在說明政治社會現象的不公不義，古今皆然。

曾偉強

二○一五年十月六日

李超人心安嗎？

李嘉誠的語言藝術可謂爐火純青。一篇聲明，看似對質疑逐一否認，但卻弦外有音，字字珠璣。將深層次矛盾一語道破，就是「人心」而已。

首先，李超人以退為進，但實質卻是向習大大施以「下馬威」，一顯身價。聲明表示，「是非浪潮來襲之時，正值習近平主席進行國事訪美前夕……我們不應讓這些毫無根據的口舌之爭成為焦點，喧賓奪主。」這個「喧賓奪主」，殊堪玩味。正正表明李超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比習大大國事訪美更能吸引眼球，引起傳媒和世人關注。

第二點，「所謂『撤資』指控，完全不成立。」因為，「習主席最近提倡『一帶一路』政策，鼓勵企業『走出去』，所以集團投資海外業務，與國家政策並無抵觸。」此話連消帶打，表面上否認了，實質上卻承認了。不過，承認了又如何，因為「轉戰」海外，可不是李家拋棄大陸，而是響應習大大的呼籲，踐履習大大的倡議。

再者，「李先生對中央堅定不移繼續改革開放，致力優化營商環境有信心，並不相信文革式思維復蘇；個別人士的言行，不代表國家方向。習主席多次強調中國將繼續維持深化改革的堅定承諾，擴大開放；李先生對中國充滿信心，對習主席沉穩的領導能力深感佩服。」

「改革開放」與「文革式思維」，「國家方向」與「個別人士的言行」，看似要劃清界線，卻又語帶相關。實質上更是將那些教人「不寒而慄」的「口舌之爭」，定性為「文革式思維」。

至於「對習主席沉穩的領導能力深感佩服」，亦有點弔詭。「沉穩」，除了理解為「沉着穩重」，原來也有「安穩沉酣」之意，也就是熟睡。對於經常將「夢」掛在口邊，矢言帶領十三億人口一起追「夢」的習大大來說，不無諷刺的味道。

最後，也是最精彩的一段，就是「對於一切是是非非，李先生雖感到痛心，但認為蘇軾及白居易說得好：『此心安處是吾家』以及『我身（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李超人引古詩名句以表心迹，而且話中有話，實在耐人尋味。

蘇軾《定風波》原詞是：「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這首詞是蘇軾寫給好友王定國的歌妓柔奴（別名寓娘）的。王定國因受蘇軾「烏台詩案」牽連，被貶到嶺南荒僻之地賓州。柔奴一路相隨，侍奉左右。元豐六年王定國北歸，柔奴為蘇軾勸酒。

蘇軾乍見柔奴，覺得她美貌更勝從前，問道：「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笑着，淡然回答說：「此心安處，便是吾鄉。」這句話令大學士也佩服不已，認為是一言驚醒夢中人，一語道破了天機。天機，不過就是人心而已。若人心能安，荒蕪地也是樂土。反之，若人心不安，大都會亦如末路。

白居易不只一次在詩中提及「心安」。《出城留別》詩云：「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揚鞭簇車馬，揮手辭親故。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種桃杏》詩中則有「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吾土》詩亦有「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

如今李超人引詩明志，也就是要「揚鞭揮手辭親故」，因為無論海角與天涯，心安處才是可歸之家，豈限於香港與北京。正是「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曾偉強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