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解係大陸審？

「堡獅龍」創辦人羅定邦孫女羅君兒，去年在清水灣寓所被綁架案，涉及贖金二千八百萬元，轟動一時。八名被告三月二十四日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六人被控綁架罪，兩人被控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八人全部認罪。

深圳市人民檢察院也披露了更多案情，不過，這些內容除了作為茶餘飯後的話題，亦無甚特別之處。問題是，雖然八名被告在大陸被捕，也被押上庭，認了罪，但為何是在大陸審案判刑呢？

根據《基本法》第八十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行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審判權。」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香港的「法律」、「法例」，指的是「在香港施行的、在香港具有立法效力的、實施範圍擴及香港的或適用於香港的法律、法例。」

在羅君兒案中，受害人是香港永久居民，案發地點在香港境內，涉及贖金是港元，而大部分贖金及被劫財物在香港境內尋回。涉案的八名疑犯不但非法入境香港，也觸犯了香港的綁架罪。根據香港法例第二一二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四十二條，觸犯綁架罪「可處終身監禁」。

然而，根據深圳市檢察院披露的案情，去年三月底，被告人猶敦魁，在深圳市糾集王譽錕、熊登輝、張襖江、王立波、毛小兵、鄭興旺等人，密謀到香港綁架勒索。四月四日，猶敦魁等六人從羅湖偷渡來港，與先行到達的鄭興旺匯合。四月二十五日凌晨，猶敦魁等人翻牆進入大宅，劫走價值二百萬元手錶、首飾等物品後，將羅君兒帶走。

五月三晚上十時許，鄭興旺在香港口岸被香港警方截獲。隨後，大陸警方分別在深圳市、東莞市、惠州市惠東縣和貴州省甕安縣等地，將其他犯罪嫌疑人陸續抓獲。警方在深圳梧桐山和香港飛鵝山中找回了部分贓款以及被搶首飾。

大陸的控方認為，猶敦魁、王譽錕、熊登輝、張襖江、王立波、毛小兵為勒索財物綁架他人，應當以綁架罪追究刑事責任。問題是，他們首先是觸犯了大陸的偷渡罪，但又為何不予以控訴呢？

再者，除了鄭興旺在香港口岸被香港警方截獲，被香港警方控以非法禁錮以換取贖金罪，明年二月在本港高等法院開審，其他各人又會否移交香港執法部門處理呢？

至於綁架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條指明：「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此外，《刑法》第七條則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問題是，「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條文又是否屬於「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呢？假如第六條適用的話，深圳法院這場審訊又是否違法呢？如果是根據第七條，那麼，大陸又是否視香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的地方呢？

曾偉強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情緒上的抵觸

將一切「上層建築」的問題，歸因於「經濟基礎」的問題，就是共產黨的本色。因此，中共認為，香港必須堅定不移發展經濟，而且是要在大陸的計劃經濟指導下發展，從而消除「政治上的干預」。至於甚麼情緒不情緒，完全不在考慮之列，因為香港「必須認真貫徹黨中央戰略決策和部署」（「十三五」規劃指導思想）。

大陸三月十七日正式公布「十三五」規劃綱要，並且設有題為「支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展」的專章，強調「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

雖然，有人為專章雀躍萬分，但五年規劃內設港澳專章，其實並非新事物。剛過去的「十二五」規劃，也設有題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專章。當時是這樣說的：「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支持香港、澳門充分發揮優勢，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兩個專章的用詞，有了微妙的變化。例如「十三五」用了「全面準確貫徹」、「長期繁榮穩定發展」、「地位和功能」等，也加進了「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的口號。而「十二五」專章中提及的「全力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一句，在「十三五」專章中消失了。不知這些改變，又說明甚麼呢？

梁特三月二十一日出席明報「香港新機會 ── 十三五規劃的挑戰」高峰論壇開幕禮致辭時表示，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與內地的社會關係愈來愈密切，因此，香港人更加應該重視國家的「十三五」規劃。但同時指出，在「落實『十三五』規劃下各個關於香港的政策措施……的過程當中，香港內部可能出現一些情緒上的抵觸及政治上的干預。」

「情緒上的抵觸」一語，實在可圈可點。雖然梁特沒有解釋所指為何，但觀乎過去三年多，社會不斷撕裂，民情持續高漲，港陸矛盾激化，本土意識抬頭，任誰也會有點「情緒」，自不待言。而更為重要的是，梁特此言，並非旨在安撫民情，穩定人心，而是預告未來的發展，極可能朝港人不情不願的方向走，而且是被大陸牽着鼻子走。因為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已被給定了「地位和功能」。

梁特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傳媒問到何謂「政治上的干預」時表示，「過去有很多的，一些計劃，無論是一些工程也好，或者是一些經濟發展方面的問題也好，在香港是遇到一些泛政治化的阻力。」由此觀之，梁特口中的政治干預所指為何，不言而喻。

配合國家發展，本來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和大陸，兩種制度，兩個市場，兩個獨立經濟體，不應該出現誰規劃誰的情況。如果真的要「實事求是，務實地看待香港和國家、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關係。」便不應亦絕不能以「一國」壓倒「兩制」。現實是，香港面對的「政治干預」，並非來自內部。

以「五年計劃」的形式發展經濟，並非大陸所獨有。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史達林提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國民經濟計劃，標誌着「五年計劃」的誕生。中共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跟從「老大哥」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二○○六年「十一五」起改稱「五年規劃」，但卻無改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本質。

假如中共真的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便壓根兒不應將香港納入「五年規劃」。因為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大陸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香港納入「五年規劃」，又是否違背了「一國兩制」的方針大略？香港人，你懂的！

曾偉強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