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制令實現三權合作

梁特二○一四年十一月四日出席行政會議前，主動向傳媒說，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期間，會要求領導人盡早讓滬港通開通。但他同時強調：「在爭取滬港通及香港繼續發展成為國際和國家的金融中心的同時，亦需要全社會配合，希望盡快恢復我們的社會秩序，希望大家能夠尊重法治。」

這番話無疑是指向佔領運動，亦將佔領運動與滬港通掛起鈎來；並且暗示在滬港通正式通車前，必須設法恢復社會秩序，予人山雨欲來，即將清場的感覺。但梁特十一月六日在廣州出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後向傳媒說：「我看不只是一個特區政府考慮何時清場的問題，而是就發起和參加『佔中』的朋友，他們自己考慮何時撤場的問題。」

這個「撤」字有點弔詭，不好理解。撤字作為動詞，有「除去、免去」的意思，如「撤職」、「撤官」；另一意思是「抽回、退回」，如「撤退」；第三個意思是「減輕」，如「放點醋撤撤湯裏的鹹味。」

「撤場」的意思是甚麼，恐怕是「撤出佔領場地」的縮寫罷！假如是這個意思，那麼梁特的腦袋真的可以很「簡單」。只是佔領者對主動退場的呼籲，一向無動於衷，又怎會突然撤離？

然而，十一月十日，中港兩地證監會在開市前聯合公布，滬港通在十一月十七日正式開通。雖然這個與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所說的通車前兩星期公布有出入，予人急就章的感覺。不過，這亦意味着在十一月十七日之前，特府會設法「恢復社會秩序」。既然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已否決了對話的可能，梁特亦指出現在不是清場的問題，而佔領者亦不會主動撤離，那麼，還有甚麼可能，令社會恢復秩序呢？

正是無巧不成話，就在中港證監宣布滬港通開通的翌日，高等法院頒令，決定延長旺角、金鍾中信大廈出入口禁制令，並授權警方協助執達吏執行命令，屆時如有人妨礙而警告無效，警方可以採取拘捕行動，被捕者會直接被帶到法院，等待法庭指示。這意味着佔領區「清除障礙物」勢在必行。但問題是，為何不是由警方直接執法，展開清場行動呢？

遙憶二○○八年七月七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現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訪港，在會見特府高層時發表了講話：「這個運行團隊、這個管治團隊要精誠合作，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這樣的一個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

這番「三權合作論」，即時引來抨擊，包括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現任律政司司長的袁國強。親建制派中人也有不同意見，認為香港實施行政主導，三權合作有矮化行政機關之嫌。但究其實，三權合作並不是指三權平起平坐，而是在行政主導下的合作，也就是立法司法配合行政而運作。而三權合作恰恰是習近平登基以來，管治香港的思維。這一思維，在這次佔領運動中體現了出來，也為香港未來的變化，正式敲響警號。

雖然《基本法》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之間的制衡機制。例如第四十九條規定，行政長官有權把立法會通過的議案發還立法會重議。第五十條則規定行政長官在特定情況下，可解散立法會一次。第五十二條規定，重選後的立法會可以逼令行政長官下台。不過，現實是，在建制派雄霸立法會的情況下，立法會早已在各方面配合行政機關，例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剪布」。

至於司法機關，雖然《基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但可不要忘記，《基本法》規定各級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命，並在特定情況下，予以免職。

由此觀之，透過法庭解決當下的佔領運動，正正符合習總書記三權合作的思維，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昭告天下，司法機關亦已充分體現三權合作。鑑於梁特天天向中央匯報佔領運動的發展，這一着，看來亦是中央的旨意。再者，一個現實的問題是，清除障礙物不一定造成大規模拘捕行動，可以避免因清場而出現大量被捕者，構成司法癱瘓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梁特十一月十二日在駐北京辦事處會見傳媒總結訪京行程，回答記者「星期日之前，會不會有清場的計劃」時說：「就警方的行動，警方會掌握，而我們不會在這麼早之前，披露警方的執法行動。」

這即是說，警方的確會有執法行動。在法院尚未發出正式禁制令之先，警方便已作出部署，充分展示在行政主導下的三權合作。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凶兆，董朝復辟！

一九一七年五月，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對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府院之爭。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總理職務，引發各省督軍宣布獨立，史稱「督軍團叛變」。黎元洪電召督軍團首领長江巡閱使張勳入京調停。六月，張勳率辮軍三千人北上，駐天津，六月十四日入京。

六月三十日，即宣統九年五月十二日，張勳與陳寶琛等召開「御前會議」，密謀復辟。當天深夜，派兵佔據火車站、郵局等要地，並派人勸黎元洪「奉還大政」。七月一日，張勳與康有為等三百餘人正式擁立溥儀登基，出御太和殿，穿上清代朝服朝冠，並發布八道上諭。史稱「張勳復辟」，因發生在丁巳年，亦稱「丁巳復辟」。

「好，這下可壞了！」香港主權移交十七年後的今天，首任行政長官「不懂建港」藉成立「團結香港基金會」之名，行干預政治之實，一眾舊臣成為顧問，研究香港發展需要，向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分析及建議，這無疑是董朝復辟，絕非香港之福。

被港人用腳踢走的「不懂建港」，雖然其後更上層樓，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但在港人心目中，卻是禍港之首。香港磋跎歲月，實由老董開始。回歸後教育政策一再失誤，令直資和國際學校頓成新貴，副學士學位氾濫、殺校、教師評核等連串所謂的教育改革，最終導致大災難。諷刺的是，當年教改主將，今天卻成為「團結香港基金」顧問，研究「支持新經濟所需人才的培養」。

「不懂建港」曾提出多項「高大空」計劃，如數碼港、中藥港、硅港、鮮花港、國際設計及時裝中心、紅酒貿易中心、商業園等。結果數碼港變成地產項目，其他「港」和「中心」均不了了之。最經典的莫如八萬五建屋大計的突然「不存在」，留下「不提及等同不存在」的笑話。

盛傳是下屆特首人選的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不僅是基金會核心成員，還在基金會成立典禮後的論壇上發言，着力「回應」年輕人訴求，例如認為年輕人問題主要是住屋及就業問題，建議房屋政策向年輕人置業傾斜。似乎意有所指。

有趣的是，團結香港基金的標誌，是綠色橢圓形內寫上一個好字，中間一橫將「女」及「子」字結連。這令人想起「不懂建港」的金句「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但事實是，香港好，是因為大陸不好；而大陸好，則香港不好。

「好」字，實在有太多的解釋，令人有太多的聯想。根據《說文解字》，「好，美也。」好也有「善」的意思，《禮記‧仲尼燕居》便有「領惡而全好者與」之語，注：「善也。」此外，好亦有「完成」的意思，如《詩‧小雅‧車攻》的「田車既好」。不過，「好」亦可以是一種「反話」，表示不满意。

假如「好」字寓意一男一女攜手共建香港，男的代表誰，而女的又代表誰，倒是耐人尋味的。今天講求男女平等，避免歧視，已很少聽到「一決雌雄」等語，代之而起的是「一決勝負」。不禁問，一直生活在金錢堆成的堡壘，自我感覺良好，自命「成日用腦」的「不懂建港」，真的貼近時代，了解民情嗎？

值得一提的是，基金會成員「星光熠熠」，其中包括阿里巴巴主席，即將成為香港人的馬雲。基金會為了造王是路人皆見的，那麼何不讓這位很愛香港的首富參選下屆特首？相信馬雲的號召力和受歡迎程度，絕對高於任何一位董朝舊臣。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共的「蘑菇」戰術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揮二十三萬大軍攻打延安，重點攻擊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意圖逼迫共產黨黨中央和解放軍總部退出西北，然後集中兵力進攻華北。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毛澤東採取了「蘑菇」戰術，即是將敵人磨得精疲力竭，然後消滅之。

毛澤東在四月十五日給西北野戰軍的一封電報中指出：「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個時期，目的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後尋機殲擊之。」從三月至五月，經過七次戰役，紅軍殲敵三萬餘人，粉碎了國民黨的進攻，並且開始反擊。

今天，中共同樣採取「蘑菇」戰術對付佔領行動。事實是，群眾運動必須一鼓作氣，曠日持久，對佔領團體和佔領者愈來愈不利。物資和意志會被消磨，內部分化，但更重要的是民意逆轉。理工大學二○一四年十一月四日發表的民調便指出，七成三人認為佔領者現在應該退場。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說明佔領行動對民生經濟造成的壓力，沒有指向特府，而是倒過來指向佔領者。

說到底，任何群眾運動，要佔領的始終是人心，而不是街道。退場亦不等於投降，只不過換個可持續的模式，將運動精神延續下去。不過，現在膠着的局面，卻恰恰是特區政府刻意造成的。其實，化解現時困局的主動權始終在特府手中，例如盡快展開政改第二輪諮詢，提出切實方案或方向回應佔領者的訴求。但特府卻採取「圍而不打，隔而不圍」的策略，目的就是要讓民意逆轉，倒過來遏制佔領者。

之前強調「對話」和「清場」是兩回事的梁特，再次轉口風，認為現在已不是清場的問題，而是退場的問題。梁特十一月六日在廣州出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後向傳媒說：「（『佔中』）不只是一個特區政府考慮何時清場的問題，而是就發起和參加『佔中』的朋友，他們自己考慮何時撤場的問題。」因為「『佔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已經浮現，而且愈來愈嚴重。」

佔領持續的同時，建制派不獨出奇的沉默，而且可能在竊笑。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在草地上觀察星星，仰望星空，不料前面有一個深坑，一腳踏空，掉了下去。現在學生、佔領者和泛民都聚焦二○一七，但卻隨時掉進二○一五和二○一六的深坑。

民意不一定是對的，選票亦不一定可以說真話，但一葉知秋，若佔領持續，二○一五區議會選舉，甚至二○一六立法會選舉，屆時選票的流向可想而知。

弔詭的是，這邊廂反「佔中」團體高呼支持警方執法，那邊廂梁特卻無視民生經濟受損而無意執法。這是負責任的政府應所為之的嗎？事實是，佔領者打從第一天開始，便等待警方清場抓人。從另一角度看，警方執法是份所當為，何需市民簽名支持。現在的情況，理應「譴責」其有法不執，嚴重失職。

教人憂心而且失望的是，學聯意圖直接向中央陳情，並希望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不懂建港」擔當中間人。這反映學聯甚至支持這一着的人「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難道中華人的基因裏，永遠帶有「蟻民」的染色體，永遠相信皇帝是英明的，錯的永遠是皇帝身邊的讒臣？

梁特已說得很清楚：「中央對香港不同人的意見是有充分和清楚的掌握。」這一點，倒是可信的。事實是，梁特沒有瞞上的能力，只有欺下的高牆。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一月八日

自由地面對死亡

雖然，生死有命，但這個「命」，又如何界定？雖說「生有時，死有時」，但假如我們真的相信生死是由上天安排的話，便不應容讓剖腹生子，尤其是配合「吉時」的手術。如果出生的日子可以由人決定，那麼，死亡的日期又為何不能由人自己決定？

目前，關於安樂死的辯論趨於恆常化，而接受安樂死而離世的個案亦不斷增加，但鮮有如布莉塔妮‧梅納德（Brittany Maynard）那麼高調。梅納德之死再次引發正反雙方的激辯。

梅納德年僅廿九歲，原本居住在美國三藩市，但為了尊嚴地死，與丈夫專程遷往俄勒岡州居住，以該州的《尊嚴死法》（The Death with Dignity Act）了結生命。梅納德在結婚後四個月，即今年四月確診罹患末期腦癌，當時醫生認為她僅餘六個月生命。

在生命倒數期間，梅納德沒有放棄生命。她到阿拉斯加冰原遠足十六公里，並到大峽谷與丈夫留下親密合影。她以積極的態度，擁抱死亡。她曾向傳媒表示，她不是自殺，是癌症奪走她的生命。她希望大眾明白，面對死亡不應只有恐懼，如果人能自己選擇如何離世，便可以讓人自由地面對死亡。

梅納德十月時把她選擇安樂死的影片上傳YouTube，獲得全球關注，點擊次數近千萬人次。她預告在十一月一日，慶祝丈夫生日之後，便結束生命。雖然一度打算延後死亡，但因病情急轉直下，梅納德最終在十一月一日，在家人的陪同下，通過醫生處方的藥物，在家中安詳離世。

她臨終前在「臉書」上寫道：「這個世界是個美麗的地方，旅行已成為我最偉大的導師，而我的親近的友人和民眾也都是偉大的施與者。……世界，永別了。請散播正面的能量，並把愛傳出去！」（ the world is a beautiful place, travel has been my greatest teacher, my close friends and folks are the greatest givers... goodbye world. Spread good energy. Pay it forward!）

支持安樂死的組織「憐憫和選擇」（Compassion & Choices）主席庫姆斯‧李（Barbara Coombs Lee）表示：「梅納德雖已過世，但她對生命與大自然的熱愛，其熱情與精神將永遠留存。」梅納德的故事讓她成為美國《時人》雜誌（People Magazine）的封面人物。

庫姆斯‧李指出，何時死去，是個困難的決定，也是完全屬於個人的事，因此應留給病人自己決定，政府不應干預。

梅納德的支持者表示，梅納德有權決定「自己死去的時間」。反對者則指出「自殺永遠是錯的」，並認為梅納德應接受治療，延長生命。然而，假如梅納德將生命的餘日虛耗在病床上，她還能到阿拉斯加冰原遠足，到大峽谷旅行嗎？生命的意義雖因人而異，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並不是「存在着」而已。對於梅納德，甚至每一個人來說，在有生之年完成心願，才是最重要的。

反對安樂死的宗教團體「Priests for Life」的負責人表示，「她（梅納德）放棄了生存的希望，我們擔心這會使其他的晚期病人仿傚。我們希望人們有勇氣活下去，直到上帝決定要帶走自己的那一天。」不過，誰又能知道，這樣的結局不是上帝安排的呢？活下去的確需要勇氣，但決定離開，卻需要更大的勇氣。  　

法例可以禁上協助自殺，但法例並不禁止自殺。在美國不容許協助自殺的州份，仍然有末期病人，在他們力所能及的時候自殺，他們常用的方法是吞槍。反觀如俄勒岡州等容許安樂死的州份， 病人取得藥物後，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服藥和何時服藥，反而推遲了他們死亡的時間。正如庫姆斯‧李所說：「安樂死法例實際上延長了他們（末期病人）的生命。」

雖然已立法容許安樂死的國家不多，但近年支持安樂死的人卻不斷上升。在法國，Ifop上月公布最新調查結果指出，九成六的法國人認為醫生應該協助末期病人離世，九成二人認為現有法例不足以照顧末期病人的需要。正在爭取為安樂死立法的以色列，當地推廣尊嚴地生和死的組織「LILACH」上月公布，今年已有接近一萬二千人提出終止生命的要求，顯著高於二○一三年的七百四十人。

生和死不應是對立的，亦不應是生命的桎梏。生存着可以很消極，但面對死亡卻可以很積極。《莊子‧大宗師》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假如我們真的相信冥冥中自有主宰，相信生死都是由上天或上帝所安排的，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否定自殺和自決死期有違天意，而不是命運的安排呢？死生如夜旦，善生難求，善死更難得。只有當人們擁有如何和何時死的決定權，才可以真正自由地面向死亡，無畏於死。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