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禽流感新常態

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屠殺」，令香港徒增戾氣，社會又焉得祥和？在二○一四年最後一天，一萬九千隻活禽無辜被殺，作業之深，莫此為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緊急會見傳媒，公布一批惠州供港活雞樣本感染H7禽流感病毒。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當天銷毀場內一萬九千隻活禽，並關閉二十一天。期內暫停進口大陸活家禽。由局長親自公布這個消息，說明特府對禽流感的重視，但殺雞、暫停進口，又真能反映出特府的承擔，應對得宜嗎？

雖然特府聲稱打鼓嶺分流站最快四日後啟用，維持本地活雞供應，不過，批發商代表直斥分流站運作不可行，決定杯葛，在長沙灣批發市場恢復運作前，不供應本地活雞。擾攘多時，耗資三千萬元的分流站形同虛設。不禁問，分流站的運作流程，不是事前與業界商議好的嗎？這又一次反映官僚的顢頇，香港的悲哀。

自從一九九七年首次屠殺全港百萬多隻活禽以來，香港不但沒有擺脫禽流感的困擾，禽流感反而成為了「新常態」。事實也證明撲殺活雞並非應對禽流感的有效措施，更不可能將之杜絕。活禽可以殺，病毒卻生生不息。假如撲殺活禽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當局又是否需要反思在新常態下，應否繼續「擇惡固執」，沿用這種非常措施？

事實是，特府十七年來也沒有徹底反思，認真檢討。撲殺長沙灣批發市場家禽這一行動，完全可以避免，但卻因為政府行政失當，缺乏改革的氣魄，致使大屠殺重複發生，每次均令數以萬計，活潑潑的家禽無辜受害。

每一次大屠殺，都是因為進口活雞樣本驗出帶有禽流感病毒。問題是，為何不等待檢驗結果出來以後，才將雞隻送往批發市場，而是抽取化驗樣本後，便匆匆放行？這明顯是行政問題，並不是禽流感的問題。也就是為了行政上的便利，犧牲活禽生命，罔顧公眾利益。

弔詭的是，政府宣傳預防禽流感的同時，也強調禽類必須徹底煮熟方可進食。事實是，即使是帶病家禽，只要徹底煮熟，亦不會影響人類健康。如今因活禽感冒了，便以大屠殺方式來「自保」，完全是不負責任，本末倒置的行徑。

禽流感病毒存在於大自然，禽鳥受到感染，其實正常不過。若要避免家禽染病，只有提升家禽的免疾力，也就是更加注重禽鳥的健康。但不是簡單的接種疾苗，畢竟家禽最終是吃進人類肚子裏的。故此，需要反思的，是圈養禽畜的模式，如何才能保障家禽的健康。正如西諺有云：「你是你所吃的。」只有健康的食物，才會帶給人類健康的身體。不過，現代化的農場講求經濟效益，大量生產，甚至在短時間內大量生產。非自然成長的禽畜，到底是食物還是毒物，也只有讓時間來驗證。但可以肯定的是，非自然的生長過程絕對是不健康的。

現代科學主義導致人類中心主義的膨脹，也令人類不再重視其他生命，不再重視 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將人與自然的距離愈拉愈遠。人類恍惚忘記了大自然不需要人類而可以存在於宇宙，但人類卻不能離開大自然而獨存。撲殺家禽反映的豈止是衞生安全問題，而是人與自然如何共存的問題。

曾偉強

二○一五年一月一日

新農策為農業劃上句號？

到底是誰令香港農業式微？香港政府是也！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新農業政策，建議收回約八十公頃農地設立農業園。問題是，假如真的落實農業園，恐怕不能復興本土農業，反而會為香港農業劃上句號。

特府在公布新農業政策的同時，又一次展示梁特政府「說了再算，做了再想」的特色。建議收回的八十公頃農地選址尚未落實。這麼一來，豈不是教一眾農地業主即時「封盤」，等待政府收地？這無疑是將現有的農戶來一個大清洗。

再者，這種以工業園模式成立的農業園，壓根兒不切實際。例如農民不得在園內居住，便說明倡議者完全是閉門造車，不懂務農為何物。但另一邊廂，卻又建議在農業園發展民宿。不禁問，農業園到底是旅遊項目，還是農業計劃？

至於建議中的八十公頃土地，雖然會耗用大量公帑，但相對全港現有農地面積，卻是小巫見大巫。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數字，目前本港約有四千五百公頃農地，但常耕農地只有約七百二十九公頃。即約有三千八百公頃農地並非用於耕作。這些土地，要麼荒廢，要麼變成垃圾場。而囤地也變成一種常態。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農地可以變身住宅地。囤地無疑是種投機行為，但卻是令新界農地荒廢的主要原因。事實是，長年累月以來，不斷收購農地的地產商一直異口同聲，指香港許多農地荒廢，農業式微，意圖合理化他們改劃農地為豪宅的申請。但問題的根源，是政府一直以來容讓農地變住宅的態度，而非農業自然式微。

囤地者在投機過程中，扼殺了新界農地的生產力，迫走農戶，最終目的是將農地建住宅，或等待政府收地，賺取以十倍計的利潤。故此，禁止農地改劃其他用途，才是真正鼓勵本地農業發展的政策。

香港政府，尤其是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一向不鼓勵農業發展。直至二○一○年菜園村事件，部分八十後青年開始呼籲重視香港農業。到了二○一二年，大量農地可能受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而改為市區發展用途，香港農業發展再次引起社會關注。

東北發展無疑是地產項目，而在這個時刻推出所謂的新農業政策，不禁讓人質疑兩者的關係。只是這個所謂的新農策，完全沒有意圖復興香港農業之意，其潛台詞可能是要安撫受東北發展影響的農戶復耕的訴求。但農業園一旦落實，可以預見的結果是，部分現有農戶被關進農業園，而其他農戶在業主終止租約下被迫棄耕，進而將大片被棄置農地名正言順地改劃住宅。

這個從來不重視本土農業，甚至一再從政策層面消滅本土農業的政府，突然重視農業發展，背後原因耐人尋味。綜觀這個所謂的新農策，卻看不到政策上如何鼓勵農業發展，亦看不到農業發展的方向。

農業可以亦需要現代化，但應由市場主導，而不是將農戶關進區區八十公頃的農業園可以做到。假如這八十公頃便是香港農業的未來，這到底是在發展農業，還是為香港農業劃上句號？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西區的味道

那個星期日下午，我們從中山紀念公園起步，踏上東邊街，步過第一街、第二街。走進第二街，已是下午茶時間。我們沒有刻意找尋「名店」，卻被第一時間映入眼簾，寫上「第一」二字的招牌吸引着。心想這家名叫「第一」的茶餐廳，為何不在第一街。

看店內的架勢，無疑是街妨小店，但不似老店。小店面積真的很小，只有兩名店員打理，數名食客各據一方。當我們坐下來，正想翻開餐單之際，那名上了年紀的男店員，好像看穿了我們的心意一般，搶先告知沒有西多士。我倆雖有點失望，但亦無奈接受這個事實。

我們把餐單仔細看了一回，看到他們的粉麵欄目中，有「蠶魚蛋」一項，我便問店員甚麼是「蠶魚蛋」。店員客套而有禮到回說那是指「靚魚蛋」。我心裏「啊」了一聲，原來如此！雖然有股衝動想試一吓這個「蠶魚蛋」，但最終還是點了一客雞蛋三文治，兩人一起吃。我還慣性點了熱奶茶，而妻則點了紅荳冰。

不過，不一會店員回說沒有紅荳冰，妻無奈地改為菠蘿冰，但店員轉過頭來，又一次回說菠蘿冰也沒有。他態度誠懇，說話溫文，語帶歉意，連聲「不好意思」，本來有點惱的我，也不好發作，只跟妻說「不喝也罷」。就在此時，鄰座一雙相信是夫婦的中年人，也因點了的東西久久未端上來而離坐而去。另有一位剛進來的少女，因為想點的東西售罄而需改吃其他麵餐。我和妻面面相覷。

誰知，另一名較年輕的男店員，從店門前的水吧，穿過餐桌，跑到店的另一端，從冰廂或儲物櫃弄了一罐菠蘿來，然後再一次穿過餐桌走回水吧。我和妻心裏頭升起同一個念頭。果不然，那名老店員不久便端來一杯菠蘿冰，說：「不好意思，現在又有了！」這杯菠蘿冰的味道，也真的與別不同，因為它滲溢出西環的味道。

西環又稱西區，是指香港島西部，即中西區西部上環以西的地區，包括西營盤、石塘咀和堅尼地城，但不包括摩星嶺。西環的名稱源自十九世紀香港行政區劃分的「四環九約」，第一環便是西環。九約中第一、二和三約分別是堅尼地城、石塘咀和西營盤。

狹義上的西環則指堅尼地城。從前中華巴士的巴士路線，位於堅尼地城的巴士總站多稱為「西環（West Point）」。現在的公共小巴，則以「西環（Kennedy Town）」稱呼其位於堅尼地城的小巴總站。堅尼地城最初寫作堅彌地城，現在的路牌仍然保留着「堅彌地城」這名字。由於位於香港島北岸居住區的最西端，故俗稱「西環尾」，與大小青洲隔海相望。

離開了「第一」，沿街西行，再向北轉入皇后大道西，繼續往堅尼地城方向走，不久便到了屈地街。從前因工作關係，有一段時間經常到屈地街卸貨區，也就是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雖是苦力工作的地方，但那裏卻是觀賞日落的好去處。由於要配合港鐵西港島綫工程，卸貨區二○一○年十一月起縮減範圍，面積減至約三點二公頃。

西區本來是人口不多，寧靜而自成一角的傳統社區，充滿老香港情懷，小店老店林立，街坊倫理前者呼後者應。然而，自從政府宣布港鐵西港島綫工程，便隨即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西環不少街坊小店老店，已成為路軌下的犧牲品，不敵貴租被逼結業。甚至有老店慨嘆捱得過「沙士」，敵不過地鐵。只有少數地舖因為是自置物業，仍能堅持下去。不過，地舖市值在短短五年內狂飈十倍，這份堅持能維持多久，卻不無疑問。

今天的西營盤與堅尼地城，仍有不少矮小的住宅和唐樓，但卻樹立起更多的新建高廈，半掩太平山的面貌。也許是數碼港的關係，近年亦有不少西式食肆與酒吧進駐，加上酒店如雨後春筍，儼如新的蘇豪區。在卑路乍灣填海後，堅尼地城新海旁亦已取代吉席街，成為維多利亞港西的新海旁。堅尼地城新海旁和城西道巴士總站旁的行人路，也是觀看海景的好地方，可以遠眺大小青洲、昂船洲大橋、青衣島和西九龍。在颱風襲港期間，還有市民在該處體驗颱風威力和觀浪。

鐵路帶來便利快捷的交通，卻摧毀了一個傳統社區，抹去歷史的印記。雖然時代的步伐不住向前，但忘掉了歷史，時代的巨輪又能奔向何方？當我們離開堅尼地城新海旁，向東返回上環之際，經過祥香茶餐廳，看着它那張滄桑的臉孔，心裏頭不期然升起一襲無奈的悲涼，亦盼望着改天再來品嘗它獨有的味道。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葉公好龍式的法治民主

從前有位名叫葉子高的人，時刻標榜自己愛龍。他在衣帶鈎上畫龍，在酒具上刻龍；他的臥室凡是雕刻花紋的地方也全雕着龍。當天上的真龍知道葉子高如此喜歡龍，很是感動。一天，真龍來到葉子高的家，把頭伸進窗戶探望，尾巴拖在廳堂。葉子高看在眼裏，竟嚇得面無人色，掉頭便跑。原來葉子高並非真的喜歡龍，只不過是形式上、口頭上說說而已。後人以「葉公好龍」這句成語，比喻表面上愛好某事物，但實際上並非真的愛好。語出漢劉向《新序‧雜事五》。

雖然民主稱得上是為人熟悉的詞語，但在極權統治和獨裁政權均會為自己貼上民主標記的年代，民主這個概念亦經常被扭曲和濫用。按照字典的定義，民主是「人民支配的政體，最高權力屬於人民，由人民直接行使，或由經自由選舉制度產生的人民代理人行使。」用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的話來說，民主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權。

香港《基本法》並沒有寫明要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只在第四十五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裏的「民主」不好理解，但肯定不是林肯心目中的民主。

當一群知識分子走上街頭爭取民主的同時，中央和特府異口同聲，指香港回歸前沒有民主，香港的民主，是回歸後由中央賦予的。問題是，被賦予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在佔領期間，特府雖口說堅持法治，但卻一直有法不執，讓佔領運動持續兩個多月，原因是梁特不欲被捕的學生留有案底，影響前途。這絕對不是體現法治精神，而是徹頭徹尾的人治心態。

梁特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午出席香港善德基金會創會典禮後會見傳媒時說：「隨着銅鑼灣這個佔領區的清理工作完成，香港過去兩個多月的非法佔領行動亦告一段落。這裏我認為大家應該反思和總結一個十分重要的題目：就是香港追求的民主應該是一個怎樣的民主？我認為香港和所有先進的民主國家追求的和實踐的民主應該是法治民主。」

何謂「法治民主」？梁特說：「意思就是說我們在法律底下，我們根據法律、遵從法律來進行我們的民主活動，行使我們的民主權利。」他口中的法律，「除了人大常委的決定之外，就是《基本法》。」梁特接着說：「如果我們只講民主，不講法治的話，這不是真正的民主，這只不過是一種無政府狀態。」梁特再一次提到無政府狀態，意思就是必須接受中央賦予的法律，中央授意的「民主」。

可能有人說，久聞法治亦久聞民主，卻未聞「法治民主」。其實，所謂「法治民主」，原是中共特有的產物。

國家前主席胡錦濤二○○五年二月十九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指出：「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而在大陸，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一黨專政，鳥籠政治。

國家主席習近平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表示：「我們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個「有機統一」卻是可圈可點。有學者批評這是形式主義，而非真正的法治。

一向緊跟中央步伐的梁特，此際拋出「法治民主」一語，也就是提醒香港人要接受在大陸法制底下實行的「民主」，接受搖着「民主」幌子的社會主義。這種「葉公好龍」式的法治民主，實質上就是傳統專制政權、人治主義的加強版。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是可忍，孰不可忍」

特府對佔領運動的「拖」字訣終於見到成效，不僅民意逆轉，就是「雙學」亦按捺不住，決定背水一戰。不過，這亦反映出這一波的學生運動已走到盡頭。假如學生們仍能保持清醒，便應放棄訴諸武力，聚焦後佔領時代。

佔領運動第六十五天，學聯及學民思潮將行動升級，二○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晚上九時，呼籲佔領者包圍政府總部，期間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肢體衝突。政總翌日上午停止辦公，至下午才恢復運作。也許，梁特兩個多月來，等待的就是這一晚。

特府強烈譴責衝擊政總及堵塞龍和道。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則表示不贊成「雙學」將行動升級，認為應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希望學生不要再將行動升級，似有意與「雙學」劃清界線。但究其實，這場運動就是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運動，縱使武力可以清場，但問題的根源，卻又不是拳頭可以擊破的。

梁特十二月一日出席香港經濟峰會後會見傳媒時，主動提及兩個多月來也不直接清場的原因。他說：「我們不想因為清場……拘捕跟着檢控我們的青年學生，法庭判決如果這些青年學生是有罪的話，他們是有案底的，會影響到他們日後出國深造的機會，影響到他日後在外國工作的機會，甚至乎會影響到他們回內地。」

原來梁特「用心良苦」，但卻因此而「令到香港國際形象受損，令到香港經濟受損，令到地區的一些商戶……蒙受重大的損失。」說到底，這不是一個負責任和勇於承擔的政府應所為之的。事實是，佔領者打從走上街頭的一刻開始，便準備了面對政府清場和被捕。

不過，對於問題的根源，也就是政改的問題，梁特卻只重申「真普選是必須根據《基本法》有關的規定和人大常委過去數年相關的決定來落實，這個才是真普選。」換句話說，即便是示威、佔領、衝擊，政改的既定框架是不會改的。這又是否解決問題應有的態度呢？

在回應衝擊政總時，梁特煞有介事地說：「一個又一個的民調告訴我們，市民的容忍程度現在是越來越低，……兩個多月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現在要求警方清場的呼聲越來越高。」

梁特其後回答記者問題時，再一次強調「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說：「我看全社會對佔領人士過去兩個多月所造成對香港方方面面的負面影響，香港本地以至國際間的聲譽上、經濟上、實質上的影響，香港人確實認為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個「是可忍，孰不可忍」實在耐人尋味。「是」，即「這個」；「孰」，即「那個」。意思就是「如果這個都可以容忍，還有什麼不可容忍的呢？」換句話說，也就是絕不能容忍。語出《論語‧八佾》：「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國演義‧第一一四回》亦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不知梁特強調「是可忍，孰不可忍」時，又是否「朕意已決」呢？而「已決」的又是甚麼？

一九六二年六月，印度軍隊侵入西藏山南地區錯那縣的克節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入侵據點。九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印軍三十餘人向擇繞橋頭中國軍隊挑釁。至二十日，印軍首先開槍，打死一名中國軍，打傷戰士一人。印度的不斷挑釁，最終令事件升級為戰爭。《人民日報》在開戰前夕，即九月二十二日發表了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論。文章指出：「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自己的國土任意被印度侵佔，決不能坐視自己的邊防人員慘遭殺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今梁特三度吐出「是可忍，孰不可忍」之語，意味着甚麼，可謂明矣。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