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可能失敗

馬克思主義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國兩制」成功與否，也需要實踐來驗證。九七以還，在「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中，產生了不少質疑，但在中共眼中，至少澳門的實驗是「成功」的。雖然，這個「成功」，與鄧小平口中的「成功」相差十萬八千哩。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回歸十五年來，一個全新的澳門橫空出世，成功實踐了「一國兩制」。而「一國兩制」的成功，在於「基本法……是與自己（澳門人）生活息息相關的行為準則。……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開設了基本法理論實踐教育課程，使年輕一代成為基本法的忠實擁護者和積極實踐者；……國務院批復同意澳門填海造地建新城。」假如這些就是今天中共認為「一國兩制」取得成功的「事實」，則可以斷言這一代的領導層完全違背了鄧小平的構想與願景。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港台知名人士時，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目的就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說：「 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可以採取獨特的模式，社會制度不變，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國資本不動，台灣可以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即使武裝統一，台灣的現狀也可以不變，台灣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一個區，還保持它原有的制度、生活。」

到了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使用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提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成為中共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基本國策。而隨着九七回歸，香港也就成為了「一國兩制」的第一個試驗場。

鄧小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會見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時說：「『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我們提出這個構想時，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說過的。也有人懷疑這個主張能否行得通，這就要拿事實來回答。」

雖然，中共和特府一再重申「一國兩制」的落實取得成功。例如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今年一月四日在北京出席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擴展服務到香港的簽署儀式上便表示，「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但這個所謂的「成功」，不過是「夜行人吹口哨」，壓根兒拿不出事實來。

事實是，「一國兩制」的實驗，最終目的就是要和平統一台灣。也就是說，實驗的成功與失敗，端視鄧小平口中的「台灣問題」能否一如中共所願得以解決。這就是最終驗證「一國兩制」成敗的關鍵，驗證這個主張是否行得通的證明。可是，自九七回歸以還，北京手影、移民滲透、自由亂行、去香港化、鳥籠政改，最終發生佔領運動，令到台灣拒絕「一國兩制」的態度不但明顯，而且日趨堅定。正好說明「一國兩制」實驗已然失敗。

當香港面向後佔領時代，同時進入政改關鍵時刻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繼「再啟蒙」之謬論後，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出席《香港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活動時表示，要認識到「任何制度創新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這是中共首次公開承認這個試驗可能失敗。

張榮順亦重申，《憲法》適用於香港特區，而理解和執行《基本法》的規定，「必須也只能站在中國的立場，必須要有國家的觀念」。「一國兩制」的前提，始終是「一國」。特區的成立，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也就是說，特區的存廢，亦繫於該條文的數十字。憲法可以改，可以修，甚至可以重新制定。在大陸，修憲有如家常便飯，而制憲權則始終在中共手中。這亦說明一個事實，香港特區的生命是脆弱的。一旦和平統一台灣的夢碎了，北京倏然變臉，特區也可以隨時不存在。

當年鄧小平信心滿滿，霸氣十足，以劃時代的眼光，超拔的胸襟，揚言「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談話）而且「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講話）這個不變，就是「一國兩制」不變，意味着在鄧小平心中，「一國兩制」必然成功，不可能失敗。

因為，鄧小平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說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就叫做中國特色。」

曾偉強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李光耀的生死之道

有人問， 李光耀雖然訂立了預先醫療指示（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但其家屬或醫院會否執行指示呢？尤其是今年是新加坡建國五十周年，又會否人工地延長李光耀的「存在」，讓他「見證」五十周年慶典呢？答案是不會，因為在新加坡，預先醫療指示具法定效力，不執行是違法的。

新加坡在一九九六年，便已通過了《預先醫療指示法》（The 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 Act），賦予年滿二十一歲的公民法定權利，訂立有法律效力的預先醫療指示；同時賦權予醫護人員，終止人工延長死亡過程的相關行為。台灣也在二○○○年通過了《安寧醫療緩和條例》，讓不可治癒的末期病人以「生時意願書」（Living Will）的形式選擇自然死亡。

相對而言，香港便顯得顢頇落後，故步自封。香港在二○○四年曾展開諮詢，但卻因為預先醫療指示「對社會大眾來說仍是一個新概念，大部分人均對之認識不深」，所以最終沒有立法。雖然，這是一個荒謬的理由。

事實是，預先醫療指示並非新事物。預先醫療指示是指人們在健康或意識清楚時簽署，說明在不可治癒的傷病末期或臨終時，要或不要哪種醫療護理的文件。而生時意願書便是其中一種最先出現的預先醫療指示。最早出現的生時意願書可以追溯至一九六九年。到了一九七六年，美國加州首先通過了《自然死亡法》，允許患者依照自己意願不使用維生系統自然死亡。此後二十年間，預先醫療指示和《自然死亡法》之風吹遍歐美加澳等西方世界。

二○一三年，李光耀在其新作《李光耀觀天下》（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中，毫不忌諱地暢談對生命與死亡的看法。他直言：「生比死好」，但「萬事終將有盡頭，我希望自己人生的終結，會來得迅速且毫無疼痛。我可不想變成殘廢，半昏迷臥床，鼻孔插着管子直通入胃。那樣的情況不過只剩下軀殼而已。」

在書中，李光耀指出，所有人終究都得面對死亡，這是許多壯年人不願去想的課題。「但我都八十九歲了，沒必要回避這個問題。我關注的是，我會怎麼離世？會不會是冠狀動脈中風，迅速地離開人世？還是腦部中風，陷入半昏迷狀態，臥病在床幾個月？這兩種方式當中，我選擇迅速的那種方式。」因此，他訂立了預前醫療指示，也就是一旦必須靠插管才能進食，而且不太可能復原或再次自行走動，醫生就得拔掉插管，讓他盡速離世。

談到亡妻時，他寫道：「我當然也會希望來世能與妻子重逢，但我相信這是不可能的。我（死了）會停止存在，就像她已停止存在一樣。」他認為，「若非如此，冥界豈不是會很擁擠？天堂真的如此廣闊無垠，能容納得下千百年來所有死去的人嗎？」之後他又寫道：「太太不相信死後還有來世。不過說真的，相信有來世，心靈上會得到安慰，就算明知道來世是不存在的。」（李光耀的妻子柯玉芝於二○一○年去世。）

中國傳統素忌談死。事實是，不論長幼，死亡都會隨時找上門來。即使死亡不是人生的最後一件大事，至少也是在有生之年，應該預先安排好的最後一件事。關於死亡的安排，可以立遺囑（Will），交代身後事；可以簽署生時意願書，表明自己在生命末期希能在有尊嚴、少折磨的前提下，安詳離世。兩者都必須在神智清醒時完成，也可以在神智清醒下隨時更改。

莊子有云：「人謂之不死，奚益？」可是，在現代醫療下，「亡而續存」的悲劇舉目皆是。李光耀書中描述的種種情狀，每天都在發生。現代醫療科技已造成「維持生命」與「維持有品質的生命」、「維持軀體存在」與「維持生命尊嚴」的衝突。畢竟，當生命走到盡頭，人們應有選擇不存在的自主權。

曾偉強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三跑是誰的戰略？

機場建設費的本質就是離境稅。假如因為要體現用者自付而徵收機場離境稅，為何不可徵收陸路離境稅呢？這說明梁特政府做事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

言歸正傳，這次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宣布行政會議「重申香港有必要建立三跑道系統……亦要求機管局在與政府商討下，積極推動早日落實三跑道系統。」張炳良的用詞有點弔詭，坊間解讀為「行政會議通過興建三跑道」，但行會是不能單獨通過任何東西的，正確的程序和說法應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本身是公共行政學者的張炳良，不可能不知道「相關程序」。這到底是梁特要刻意置身事外，還是另有玄機？

興建第三條跑道的唯一理據，是要「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競爭力­」，但事實是，是否航空樞紐，並不是取決於跑道多少。所謂樞紐機場（Airline hub），是航空公司作為基地或主場，用來中轉旅客至下一個目的地的中心。所以樞紐機場的競爭力，端視機場為大批旅客提供便捷的轉乘服務的能力。而大陸空域南大門的樞紐，是廣州而不是香港。

大陸《民航資源網》去年四月三日，曾發表題為〈全球最具潛力的國際航空樞紐分析〉的署名文章，文章選出香港國際機場為世界第二最具潛力的國際航空樞紐，僅次於迪拜國際機場。理由是「香港機場依託開放自由港的優勢，大力打造國際海陸空綜合樞紐。……香港機場堅守『安全、營運效率、顧客服務及環境』四大原則。」值得注意的是，該文以「正在建設」來形容香港機場第三跑道系統。

談到中國時，文章指出，「（中國）作為現在的全球第二大航空市場，未來二十年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的航空市場。中國……需要扎實發展依託長三角的上海浦東國際航空樞紐，以及環渤海京津冀的北京國際航空樞紐、珠三角的廣州國際航空樞紐。……重點發展和布局內陸及中西部的區域門戶樞紐乃至全球國際航空樞紐，……以確保中國經濟的全球化對接能力和區域經濟的和諧與平衡。」

雖然，張炳良一力承擔，扛起三跑道的擔子，並矢言三跑道「一定要起」，但面對內地空域限制，令三跑效益備受質疑時，張炳良卻只能「聲稱」與內地分享空域的協議已獲中國軍方認可，但因涉及內地戰略資料而不能公開。這個說法明顯沒有說服力，亦間接承認香港民航機一直受制於「空牆」的事實。至於張局長口中的「戰略」，卻是耐人尋味的。

香港的天空雖然被視為「境外」，但香港實質上已被納入珠三角生活圈，到底香港機場在中國珠三角航空布局中扮演或被扮演一個怎麼樣的角色，卻又諱莫如深。特府是否欠香港人一個明確的交代呢？可不要忘記，張炳良三月十七日會見記者當天，此地無銀地說「香港國際機場是屬於香港人的機場」，但接着那一句卻是「又帶有全國性樞紐角色」。言下之意，香港人，你懂的！

假如未來二十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的航空市場，因此而需要布局長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的國際航空樞紐，香港被納入布局亦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香港被納入全國高鐵網絡一樣。假如香港國際機場「一定要起」第三條跑道的話，那麼，到底是誰「一定要起」呢？只是付鈔結賬的卻是香港市民。

二○一○年三月三日，《中評社》轉載《光明網》一篇題為〈探索香港的大發展戰略出路〉的文章。文章表示：「概括起來，我們要再造兩個九龍半島面積的西部新填地出來（文章稱之為「大嶼東新城區」），稍微向西移動一下香港城市重心。」這個「我們」，實在不好理解，但肯定不是香港市民。

文章還指出：「三十年前北京的鄧小平頂爺打開了香港的北大門，結果香港人從北大門蜂擁進出，把珠三角東部的遍地黃金『挖了』三十年；現在，北京的胡錦濤一哥又為香港添置了一道西大門（這是沒有條件都要創造條件上的努力用心，為了香港明天更好。），珠三角西部 的座座『金山』等着香港人來開發，香港將再持續三十年輝煌。」

這和梁特一再強調發展大嶼山的調子如出一轍。問題是，香港的發展戰略為何由大陸來探索呢？

曾偉強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把教師下放

據媒體三月十一日的報道，喀麥隆部隊去年十一月救出的八十名被「博科聖地」綁架的五歲至十八歲兒童，均記不起自己名字或家鄉。原因是他們和激進分子相處太久，被灌輸聖戰思想，因而忘記了自己的原始身分。這是活生生的洗腦例子。假如說「無人可以洗到別人個腦，因為每個腦都係屬於自己。」這不是睜眼說瞎話，便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洗腦：思想控制的科學）一書的作者，牛津大學的凱瑟琳‧泰勒（Kathleen Taylor）博士在《陽光時務》二○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刊出，題為〈我們怎樣被洗腦〉的專訪中指出，「今天許多國家的政治洗腦都屬於欺騙型洗腦，不再是暴力型洗腦。欺騙型洗腦的特點就是限制人民自由獲取知識，在一言堂裏只許存在絕對正確的某一學說。」

泰勒認為，限制人民資訊自由是政治洗腦的特點，在這樣的環境中，只有盡可能從不同管道獲取資訊，培養獨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認清並警惕洗腦的技巧和手段，才可以保持精神和信仰，抵抗惡意的洗腦教育。

回歸後曾掌管香港教育八年的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接受鳳凰網專訪時表示：「可以考慮在教師教育中加入國情教育，比如到內地的大學上一個月國情課，作為入職的基本要求。」此言一出，引起強烈反彈，被指有向教師洗腦之嫌。

該篇報道三月十二日刊出，在報道中，羅范認為學生參與佔領運動，凸顯「一國兩制」最根本的矛盾，「就在於西方價值觀跟我們國家價值觀的差異……大家對自由、對民主的理解很不同。」被問到價值觀層面的衝突怎麼解決時，羅范說：「我覺得家長很難抓的，只能抓教師，要從新教師、年輕教師抓起。」香港是中西匯聚、自由多元的社會，可以從不同管道獲取資訊，而西方價值觀正正是香港成為國際都會，並且賴以成功的基石。價值觀的差異是常態，難道在大陸的新常態下，就容不得香港固有的價值觀嗎？

她接着說：「可以考慮在教師教育中加入國情教育，比如到內地的大學上一個月國情課，作為入職的基本要求。國情課必須是互動式的……一定要用形象化的語言，讓學員理解管治大國是多困難，跟我們在香港管一個社區管一個學校完全是兩碼事。一定要讓學員感受到國家的大、國家的難、國家的複雜，才會產生認同感或者同理心，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是，香港人不是不理解、不認同治國之難，而是被拒於國門之外。回歸前，香港人就是香港人；回歸後，香港人仍然只是香港人。

在教師教育中加入「國情教育」，而且作為入職的基本要求。這是匪夷所思的。其目的明顯是改造新入職教師的思想，同時將教師團隊大換血。然而，今天香港的教育制度，今天培育出來的學生，都是回歸後強推教改、強施通識的結果。今天反過來批抨教育制度之不是，通識之不當，羅范可謂真的勇於「認錯」，覺今是而昨非！

事實是，今天香港人，尤其是學生對「中國」的認同感如此低下，正正是回歸後，教育制度去中國（歷史）化的結果。而弔詭的是，香港本土意識的上升，則正正是十多年來，特府去殖民（香港）化使然。正確認識中國歷史者，必然會問一個簡單問題，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尚未倒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何在？事實是，沒有正確認識和重視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不是香港，而是中國共產黨。

「抓教師」本來就是中共特色。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大年初一，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了座談會，出席者包括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郭沫若等十六人。談到教育時，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陸定一說：「還有教師隊伍問題，估計中小學百分之二點七的教師是壞分子。現在最壞的學生上師範，好學生進理、工。……現在進師範的學生品質不高。今後可以考慮高等學校的文科、師範，不要直接招高中畢業學生，而招高中畢業後參加過勞動一、二年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的到農村去也有好處。哈爾濱工大有個經驗，把教師下放一、二年，原來不好的，回來都不錯，成了骨幹。」

當時毛澤東說：「應該下去。現在有些人不重視下鄉勞動。」接着列舉了李時珍、祖沖之、孔子等人的事蹟。還意有所指地說：「孔夫子又進過什麼大學？他的職業是人死後去吹吹打打，當吹鼓手。……但是，他卻學會了禮、樂、射、禦、書、數六藝，會彈琴、騎馬、射箭、駕車子。『書』大概講的是歷史。」可見毛澤東對孔子、對教師、對歷史的輕蔑。

然而，陸定一的話卻值得深思。如今羅范倡議的「國情教育」，不正是希望「把教師下放……原來不好的，回來都不錯，成了骨幹」嗎？

曾偉強

二○一五年三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