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國兩制」成功與否,也需要實踐來驗證。九七以還,在「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中,產生了不少質疑,但在中共眼中,至少澳門的實驗是「成功」的。雖然,這個「成功」,與鄧小平口中的「成功」相差十萬八千哩。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回歸十五年來,一個全新的澳門橫空出世,成功實踐了「一國兩制」。而「一國兩制」的成功,在於「基本法……是與自己(澳門人)生活息息相關的行為準則。……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開設了基本法理論實踐教育課程,使年輕一代成為基本法的忠實擁護者和積極實踐者;……國務院批復同意澳門填海造地建新城。」假如這些就是今天中共認為「一國兩制」取得成功的「事實」,則可以斷言這一代的領導層完全違背了鄧小平的構想與願景。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港台知名人士時,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目的就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說:「 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可以採取獨特的模式,社會制度不變,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國資本不動,台灣可以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即使武裝統一,台灣的現狀也可以不變,台灣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一個區,還保持它原有的制度、生活。」
到了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使用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提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成為中共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基本國策。而隨着九七回歸,香港也就成為了「一國兩制」的第一個試驗場。
鄧小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會見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時說:「『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我們提出這個構想時,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說過的。也有人懷疑這個主張能否行得通,這就要拿事實來回答。」
雖然,中共和特府一再重申「一國兩制」的落實取得成功。例如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今年一月四日在北京出席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擴展服務到香港的簽署儀式上便表示,「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但這個所謂的「成功」,不過是「夜行人吹口哨」,壓根兒拿不出事實來。
事實是,「一國兩制」的實驗,最終目的就是要和平統一台灣。也就是說,實驗的成功與失敗,端視鄧小平口中的「台灣問題」能否一如中共所願得以解決。這就是最終驗證「一國兩制」成敗的關鍵,驗證這個主張是否行得通的證明。可是,自九七回歸以還,北京手影、移民滲透、自由亂行、去香港化、鳥籠政改,最終發生佔領運動,令到台灣拒絕「一國兩制」的態度不但明顯,而且日趨堅定。正好說明「一國兩制」實驗已然失敗。
當香港面向後佔領時代,同時進入政改關鍵時刻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繼「再啟蒙」之謬論後,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出席《香港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活動時表示,要認識到「任何制度創新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這是中共首次公開承認這個試驗可能失敗。
張榮順亦重申,《憲法》適用於香港特區,而理解和執行《基本法》的規定,「必須也只能站在中國的立場,必須要有國家的觀念」。「一國兩制」的前提,始終是「一國」。特區的成立,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也就是說,特區的存廢,亦繫於該條文的數十字。憲法可以改,可以修,甚至可以重新制定。在大陸,修憲有如家常便飯,而制憲權則始終在中共手中。這亦說明一個事實,香港特區的生命是脆弱的。一旦和平統一台灣的夢碎了,北京倏然變臉,特區也可以隨時不存在。
當年鄧小平信心滿滿,霸氣十足,以劃時代的眼光,超拔的胸襟,揚言「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談話)而且「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講話)這個不變,就是「一國兩制」不變,意味着在鄧小平心中,「一國兩制」必然成功,不可能失敗。
因為,鄧小平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說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就叫做中國特色。」
曾偉強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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