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教師下放

據媒體三月十一日的報道，喀麥隆部隊去年十一月救出的八十名被「博科聖地」綁架的五歲至十八歲兒童，均記不起自己名字或家鄉。原因是他們和激進分子相處太久，被灌輸聖戰思想，因而忘記了自己的原始身分。這是活生生的洗腦例子。假如說「無人可以洗到別人個腦，因為每個腦都係屬於自己。」這不是睜眼說瞎話，便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洗腦：思想控制的科學）一書的作者，牛津大學的凱瑟琳‧泰勒（Kathleen Taylor）博士在《陽光時務》二○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刊出，題為〈我們怎樣被洗腦〉的專訪中指出，「今天許多國家的政治洗腦都屬於欺騙型洗腦，不再是暴力型洗腦。欺騙型洗腦的特點就是限制人民自由獲取知識，在一言堂裏只許存在絕對正確的某一學說。」

泰勒認為，限制人民資訊自由是政治洗腦的特點，在這樣的環境中，只有盡可能從不同管道獲取資訊，培養獨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認清並警惕洗腦的技巧和手段，才可以保持精神和信仰，抵抗惡意的洗腦教育。

回歸後曾掌管香港教育八年的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接受鳳凰網專訪時表示：「可以考慮在教師教育中加入國情教育，比如到內地的大學上一個月國情課，作為入職的基本要求。」此言一出，引起強烈反彈，被指有向教師洗腦之嫌。

該篇報道三月十二日刊出，在報道中，羅范認為學生參與佔領運動，凸顯「一國兩制」最根本的矛盾，「就在於西方價值觀跟我們國家價值觀的差異……大家對自由、對民主的理解很不同。」被問到價值觀層面的衝突怎麼解決時，羅范說：「我覺得家長很難抓的，只能抓教師，要從新教師、年輕教師抓起。」香港是中西匯聚、自由多元的社會，可以從不同管道獲取資訊，而西方價值觀正正是香港成為國際都會，並且賴以成功的基石。價值觀的差異是常態，難道在大陸的新常態下，就容不得香港固有的價值觀嗎？

她接着說：「可以考慮在教師教育中加入國情教育，比如到內地的大學上一個月國情課，作為入職的基本要求。國情課必須是互動式的……一定要用形象化的語言，讓學員理解管治大國是多困難，跟我們在香港管一個社區管一個學校完全是兩碼事。一定要讓學員感受到國家的大、國家的難、國家的複雜，才會產生認同感或者同理心，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是，香港人不是不理解、不認同治國之難，而是被拒於國門之外。回歸前，香港人就是香港人；回歸後，香港人仍然只是香港人。

在教師教育中加入「國情教育」，而且作為入職的基本要求。這是匪夷所思的。其目的明顯是改造新入職教師的思想，同時將教師團隊大換血。然而，今天香港的教育制度，今天培育出來的學生，都是回歸後強推教改、強施通識的結果。今天反過來批抨教育制度之不是，通識之不當，羅范可謂真的勇於「認錯」，覺今是而昨非！

事實是，今天香港人，尤其是學生對「中國」的認同感如此低下，正正是回歸後，教育制度去中國（歷史）化的結果。而弔詭的是，香港本土意識的上升，則正正是十多年來，特府去殖民（香港）化使然。正確認識中國歷史者，必然會問一個簡單問題，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尚未倒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何在？事實是，沒有正確認識和重視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不是香港，而是中國共產黨。

「抓教師」本來就是中共特色。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大年初一，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了座談會，出席者包括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郭沫若等十六人。談到教育時，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陸定一說：「還有教師隊伍問題，估計中小學百分之二點七的教師是壞分子。現在最壞的學生上師範，好學生進理、工。……現在進師範的學生品質不高。今後可以考慮高等學校的文科、師範，不要直接招高中畢業學生，而招高中畢業後參加過勞動一、二年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的到農村去也有好處。哈爾濱工大有個經驗，把教師下放一、二年，原來不好的，回來都不錯，成了骨幹。」

當時毛澤東說：「應該下去。現在有些人不重視下鄉勞動。」接着列舉了李時珍、祖沖之、孔子等人的事蹟。還意有所指地說：「孔夫子又進過什麼大學？他的職業是人死後去吹吹打打，當吹鼓手。……但是，他卻學會了禮、樂、射、禦、書、數六藝，會彈琴、騎馬、射箭、駕車子。『書』大概講的是歷史。」可見毛澤東對孔子、對教師、對歷史的輕蔑。

然而，陸定一的話卻值得深思。如今羅范倡議的「國情教育」，不正是希望「把教師下放……原來不好的，回來都不錯，成了骨幹」嗎？

曾偉強

二○一五年三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