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度干預

《莊子‧應帝王》有這樣的一則寓言：南海之帝儵與北海之帝忽，經常南來北往，在中央之帝渾沌的地方相遇。渾沌對他們都很有善，殷勤款待。儵與忽商量如何回報渾沌。認為「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於是，儵與忽在渾沌的頭上，每日鑿一竅，到了第七日，渾沌便死了。

這則寓言說明，帝王治世，應當無為而治，有為即有害。

無疑，「積極不干預」是歷史的陳迹，其精髓已隨前賢埋於地下。事實是，「積極不干預」早已不存在於香江特府，甚至早已消失於回歸前的港英政權。若說「積極不干預」今日已經過時，只說明吐出此言的人，一直居住在火星而已。

唐英年早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便批評「積極不干預」是「呃人」的。到了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唐英年宣布參選政綱時，更明確摒棄「積極不干預」，提倡政府在經濟發展上的角色，應該更主動和主導。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時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在「『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新聞發布會上，明言「『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是很久以前一位財政司司長夏鼎基先生所說的，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說這是作為我們經濟發展的藍圖。我們……會盡量配合市場需要做事，而且我們政府歷年來，你可以看到我們有一些已經盡量配合市場的需要。」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的演說中，清楚闡述了「積極不干預政策」，而重點在於「積極」而非「不干預」。夏鼎基當時說：「『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觀點，建基於政府，尤其是開放型經濟體的政府，企圖對私營部門分配資源，影響市場運作的計劃，通常是徒勞的，對經濟增長也會帶來破壞。」

夏鼎基還指出：「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由此觀之，「積極」不等於「不干預」，更非「不作為」。而最終作出的「積極的決定」，均是真正經過深思熟慮，符合社會長遠利益的決定。港英年代成就了經濟奇蹟，正正是由於政府「無為而無不為」，能夠因勢利導，創造環境，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如今梁特將「不干預」與「不作為」劃上等號，又同時將「干預」與「有為」等同起來。問題是，「有為」就是「有為」，又何須「適度」？「適度」與「有為」兩者是矛盾的。試問在「在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這種「比較大膽的設想」，又如何稱得上「適度」？

「有為」，即有所作為。《儒林外史‧第三十九回》有「少保若肯留在帳下效力，你也可以借此報效朝廷。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為之時！」也許，梁特心目中的「有為」，亦是「報效朝廷」之意。

不過，早已寫在其所謂政綱的「適度有為」，卻一直予人霧裏看花的印象。過去三年多，除了積極干預，就只見敵我鬥爭。看不到梁特的「度」。而梁特所能拼湊出來的「有為」例子，竟是「滬港通」的開通、樓市「雙辣招」、「雙非」零配額、「限奶令」等等。

然而，「滬港通」旨在為國家股票市場「走出去」作貢獻，而其他「例子」，則完全是行政干預。但干預的後果，卻只令問題惡化。例如樓價在「雙辣招」下，表現如脫韁野馬。這又說明甚麼呢？

曾偉強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