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水鐘與巴比龍

「Papillon」是法語，意即「蝴蝶」，象徵自由。一九七三年，由史提夫‧麥昆和德斯汀‧荷夫曼主演的電影《Papillon》，當年音譯為「巴比龍」，聽起來相當威武，充滿男子氣慨，亦與電影劇情相當貼切。

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同名小說，講述一名因冤入獄，被囚禁於惡魔島的人，如何一次又一次地逃獄，爭取回復自由，直至頭髮已白，最後跳下大海……，盡顯「不自由、毋寧死」的氣慨。

二○○八年二月七日，大年初一，晚飯過後，來得及到電影中心看一齣電影。電影同樣以蝴蝶為名，也是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同名小說《潛水鐘與蝴蝶》（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

也許，不論是影像還是文字，最能觸動人心的，都是真實的故事；亦只有生命，才可以感動生命，引發共鳴。

電影看似平淡，觀看時也需要稍作心理和視覺上的「調整」。故事講述一九九五年，法國時尚雜誌《她》（Elle）的總編輯鮑比（Jean-Dominique Bauby），事業如日中天，但突然中風，全身癱瘓，昏迷約廿天後，雖然甦醒過來，但再也不能言語，更失去能動力，除了腦袋正常運作，便只有左眼可以活動；醫學上稱為「閉鎖綜合症」（Locked-in Syndrome）。

他醒來的時候，身處法國濱海貝爾克（Berck-sur-Mer）的海軍醫院，那裏也成為了他生命中最後的驛站；而他在生命的餘日，在濱海貝爾克完成他稱之為「雖生猶死的回憶」―《潛水鐘與蝴蝶》。該書一九九七年出版後，他便離世，而該書則一度引發社會上有關生命和「安樂死」的討論。

在電影中，鮑比的主診醫生向他解釋病情時說，像他這樣的中風病人，從前早已宣告死亡，但由於醫療技術的進步，現在可以延長他的生命……。然而，當時鮑比的反應是：「這是生命？」只是沒有人聽見他的怒吼。

鮑比被人工化地延長的「生命」，便只餘下記憶和想像，在語言治療師和出版社的協助和支持下，他以眨眼的方式，逐個字母地「寫」畢他的回憶錄。

他的個案引發出人工延長生命與自然死亡的矛盾，兩者之間的「時差」，到底是天意還是人為？假如沒有科技的協助，他中風後便應已「死」去，但科技延長了的到底是什麼？是人為地延長了死亡的過程，還是「上天」安排了科技來延長「生命」？到底是醫生還是病人希望得到這種「科技」？

中風後的鮑比，自覺恍如從前的「泅水銅人」，只是不能再次浮上水面，再也無法接觸外面的世界。然而，被困在「潛水鐘」內的，不是肉身，而是思想。

弔詭的是，在資訊和知識氾濫的今天，我們卻往往無法真正的認識自己和身邊的人和事。

動彈不得的鮑比，反而可以重新感受和反思與友人、同事、情人和家人的關係，也重新認真思考生命的價值。當他的心靈突破了肉身的枷鎖，卻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如蝴蝶般飛舞，但生命此刻也走到了盡頭，就如蝴蝶的生命，繽麗但短暫。

在電影中，他父親（由老牌演員麥士‧馮‧西度飾演）說的對，他被困在屋裏，鮑比則被困在自己的身體內。

鮑比在書中近乎懺悔地寫道：「父親多次來電，但可以想像的是，每次『通話』都帶來更大的悲哀，因為他的兒子再也無法回話！」身為人父的鮑比，當然深切地體會到不能直接與子女溝通對話的傷痛。

當年鮑比的父親已九十二歲，兩腿已無力走下樓梯，不能離開他在樓上的房子；而鮑比的心靈，則被困在自己的軀殼之內。其實，每個人都被困，心靈都被肉身困，而我們的行為，則被我們的思想所局限。

老父為鮑比寄來了一幀照片，是他十一歲那年，在迷你高爾夫球場拍的照片，誠如他在書中所寫的那樣，若不看相片背面那兩行字，就是他自己也可能想不通為何父親寄這幀照片給他。照片的背面寫着：「Berck-sur-Mer, April 1963」。

他當年拍照的地方，正是他人生的最後驛站「濱海貝爾克」。這是命運的弔詭，還是冥冥之中真有某些巧妙的安排？

正是無巧不成話，二○○三年，瑪莉‧休姆伯特（Marie Humbert）在一名醫生的協助下，在濱海貝爾克的醫院，協助她當時只有二十二歲的兒子文森特‧休姆伯特（Vincent Humbert）自殺。事件引發「安樂死」在法國的討論和反思，促使法國在二○○五年通過法例，賦予病人拒絕接受治療的權力。

記憶和想像，是這副臭皮囊無法約制的，而躍動的心靈，應是驅策生命前行的真正動力。當思想擺脫了軀殼的韁鎖，也許真能自由地奔馳於六合之間，瀚海銀河一日還。假如活着就是向死的存在，那麼，只要一息尚存，仍得莊嚴地活，直至巴比龍再也無力震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