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任辦」不存在

《莊子‧秋水》篇有這樣的記載：「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話說惠施恐莊子奪去自己的相位，故整旅揚兵。莊子為其設譬。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溟海不停，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凡猥之鴟，偶得腐鼠，自美其味，仰嚇鳳鳥。譬喻惠施滯溺榮華，心為物役。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有報章引述「權威消息」，指中央支持梁振英二○一七年競逐連任特首，主因是「梁振英有心有力、可靠實幹，一直站穩愛國愛港路線。」梁特當天剛好出訪潮州，他在當地會見傳媒時，沒有正面回應這項「權威消息」，但也沒有否認有意連任。至於所謂的「權威消息」到底來自何方，卻又諱莫如深。

 

當天梁特向記者說：「我的五年任期只不過過了三分之一，我看沒有哪個政府的領導人在其任期過了三分之一的時候去講是否連任、對連任有沒有信心，這是將來的事。」連任者，連續擔任同一職務也。明徐照《哭鮑清卿》詩云：「連任虛分竹，長年只愛雲。」梁特以任期只過三分之一而聲稱連任是將來的事，言下之意似乎是說眼下沒有想過連任一事，但究其實，任何一位領導人第一次當選的那一天，便已籌謀連任。世間上哪有一位領導人或元首不會去想連任？這不過是常識而已。

 

梁特還刻意提到手頭的多項工作，諸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護香港核心價值、自由、人權、民主、法治，以及與內地建立良性互動關係，共同發展、共同發力。這些所謂的工作，與連任不連任毫不相干，不打算連任要做，打算連任更加要做好。不過，老遠跑到潮州帶記者「遊花園」，梁特真會慷納稅人之慨。

 

被問到是否已經有一個叫「連任辦公室」的東西出現時，梁特又一次以「不存在」回應。他說：「沒有一個所謂『連任辦』的存在，我現在的工作重點是做好在政綱中給大家的承諾。」問題是，真正認同那份所謂政綱的，不過六百八十九人而已。說實在的，也許真的沒有所謂的「連任辦」，但可能有「連任工作室」、「連任心戰室」、連任甚麼甚麼的，總之就不是「連任辦」。梁特可沒有說謊。

 

當政改陷入僵局，二○一七年普選成疑之際，卻有「權威消息」透露中央支持梁特連任，無疑赤裸裸地說明整個政改諮詢以至政改只是鏡中花水中月，中央不獨定下「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框架，甚至人選亦已確定，那即是說，不論是原地踏步還是真的一人一票，壓根兒毫無分別。問題是，梁特當初挾高民望迫中央接受他入閘，他又如何以低民望成功連任？無怪乎有有識之士倡議另起爐灶，在港大民研之外自行開展梁特民望的民調，得出他們想要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梁特剛於三月二十五日當選兩周年當天重提他的所謂政綱，還暗示要更多的時間完成政綱的承諾。不出數日，便有「權威消息」支持他連任。世事哪有這麼巧合，內裏必然另有乾坤。二○一七年的特首選戰恐怕已公然掀開序幕。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春日禮賓府

香港禮賓府是世上鮮有仍在運作，而又會開放給公眾參觀的行政首長官邸。那個春意暖人的周日下午，走進人潮末端向禮賓府東翼大門進發的當兒，曾經想過放棄，但只一瞬間，已挾在人群中央而無退路，終於被後來者推至禮賓府的閘前。當下感覺有點複雜，雖是初次見面，卻又是多麼的熟悉。從前工作的地方與禮賓府只一街之遙，卻從未走近，現在實實在在的踏足府內，心裏頭難掩興奮，慶幸之前的堅持。

 

禮賓府前身是香港總督府，又稱港督府或督憲府，經歷過整個殖民時代、二次大戰和日佔時期，迎送歷代港督，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亦親歷香港回歸，不僅見證香港百年滄桑，本身也成為了歷史不可磨滅的一部分。

 

一八四一年英國佔領香港島後，將花園道、上亞厘畢道至己連拿利的山坡劃為政府山，建立殖民地的行政中心。港督府的選址也有一番戰略考量，主要在於地理位置優越，前方遠眺維多利亞港，俯瞰中區。下達政府總署，旁為域多利軍營，後有動植物公園，即當時的兵頭花園。整體布局反映英國人的管治與生活模式。

 

總督府由第二任測量總署署長卡拉弗利設計，一八五一年十月動工，一八五五年竣工，耗資約一萬五千英鎊。第四任港督寶靈成為首位主人，當時總督府主樓是一座兩層高的建築物。自此，歷任港督均入住總督府，並用作辦公室和接待貴賓與政要。初期接待的都是英國王室或外籍重要人士，至第七任港督堅尼地上任後，才開始容許華商參與總督府的活動。

 

最早的開放日可以追溯至一九六八年，而打從九十年代開始，總督府便定期舉行開放日，最初每年一次，回歸後一度增至每年六次，現在是每年兩次，其中一次通常在三、四月間，府內杜鵑盛放之時。今年更引入不同花卉品種，包括貌似青葡萄的魔術鈴，以及首次引入，有別於姹紫嫣紅的黃杜鵑「輝煌」，令園內的杜鵑花品種增至逾三十種，而且近半是新品種，令華麗的花海倍添嫵媚。

 

除了杜鵑，還有多種花樹，包括美女櫻、跳舞蘭、玫瑰海棠、迷你蝴蝶等超過四十種植物，在青蔥的簇擁下，或在路旁，或在盆中，為主人，也為遊人帶來繽紛春色，教起伏不定的思緒得以暫時風靜波平。在大閘迎面相擁的是鮮艷的鬱金香，而沿路恭迎客人的有數不盡的花卉，如袋鼠蕨、孔雀竹芋、觀葉秋海棠、花葉山柰、一葉蘭等，還有那株茘枝樹，令人不期然地垂涎起來。沿徑漫步，賞樹觀花之際，突然教人眼前一亮的，是那株已被收錄於《古樹木名木冊》上的繡球樹。這棵源自南美的繡球樹，是稀有品種，樹高七米，樹冠寬九米。繡球樹昂然而立，遙遙的向遊人揮手。 

 

禮賓府的建築外型典雅，既富新古典建築風格的華麗，又略帶熱帶風情。米白色的外觀保留了昔日的英國傳統。從主樓北側拾級而上，階梯兩旁和中央繁花競艷。當天還有學生樂團在花園演唱。門口是四頭神態異趣的小石獅，頗具中華氣息。樓內的西洋宴會廳和飯廳氣派雍容典雅，不知款待過多少名人政客。宴會廳面積三百平方米，可以舉行一百五十人的宴會或三百人的酒會。室內裝飾布置古雅大方，沒有奢華的感覺，側室有一幅「莊子逍遙遊」的字畫，不禁教人駐足凝思，不知府第的歷代主人，又能領悟多少莊子的智慧？

 

香港日佔時期，總督磯谷廉介沒有入住總督府，但仍以此作為督憲府，並且大規模改建，主要加建了中央日式塔樓，加建於原有兩座建築之間，把兩座建築物連接起來；屋頂改為日式瓦頂及修改石柱牆飾，淡化建築物的歐陸風味。日式塔樓及日式瓦頂在戰後一直保留至今，成為禮賓府東西融和的建築特色之一。前港督葛量洪在主樓門廊入口添置的一對石獅子，如今依然默默守護着大屋的主人。

 

時代在變，潮起潮落，到底誰是這屋的主人？是港督、是特首、是香港，還是園內的杜鵑？也許就是禮賓府本身，其他的都是過客。春花明年會再次吐艷，主樓矗立依然，而主樓外的那株高聳挺拔的異葉南洋杉，同樣經歷過時代的洪流，歷史的磨洗，恍惚在訴說着甚麼。在流水般的歲月中，禮賓府伴隨着香港，一直堅持着信念，從未後退；一直保持着迷人的丰采，昂首向前。而禮賓府的歷史任務亦將延續下去，繼續見證香港的變遷，就如春日的繁花。步出大門，禁不住回頭，再一次凝望歷史。

 

 

曾偉強

刊於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香港《大公報》

香港園

違反一貫政策和做事方式，向來都是梁特本色。香港土地資源匱乏，但不論常住還是流動人口均不斷膨漲，為了解決土地荒，梁特下旨研究向廣東租地建「香港園」，本來極具創意，突破官僚框框，實現有為政府。假若落實「香港園」計劃，也許能拯救大嶼山，免於「被發展」也未可知。

 

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蘋果日報》引述所得政府文件，披露梁特這個胎死腹中的宏圖大計。當日政府先是否認，但不知何故，約六小時之後，卻改口承認曾經研究，但「認為大部分構思並不可行」。不過，「認為大部分構思並不可行」的結論是在甚麼時候，和由誰作出的？卻又真的耐人尋味。

 

構思中的「香港園」，佔地比香港島更大，除了將本港部分低增值行業遷至園區，還會興建包括公營房屋及老人院等設施的新市鎮，安排基層遷往定居，亦會提供和香港水平相若的基建設施、教育、醫療及福利，並採用香港稅制和法律。文件亦暗示「香港園」是一座「離岸購物城」，若能提供香港標準的服務及貨品，應可受到廣東省民眾歡迎。

 

行會成員張志剛及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委員方舟，早於二○一三年十月，便以《港粵拓自貿區南沙建「小香港」》為題撰文，表示特區政府可租賃南沙土地，規劃、管理模式和適用法律等均與香港無異。這項建議在內地一度引起討論，不過，廣東省政府卻一直有保留。廣州市副市長陳志英二○一三年年底回應香港租借南沙的問題時，便表明南沙與香港的共同開發，不包括土地租借。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二○一四年年初被問到「香港園」的構思時，也向內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從來沒有討論過租借南沙土地予香港。

 

梁特三月十七日中午出席興業銀行香港分行開業典禮後會見傳媒時，還堅稱「南沙這個問題政府已發新聞稿，已經講得很清楚，這個報道與事實不符。」至於梁特口中的新聞稿，則是只有約一百字的三點聲明，就是「第一、特區政府不會在南沙或橫琴實施香港法律」、「第二、特區政府沒有租借南沙或橫琴的構思」，和「第三、自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於去年十月成立以來，特區政府沒有向該委員會提出有關發展南沙或橫琴的任何構思或建議。」這是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發出的。

 

然而，在下午五時四十四分，政府再發出一段約一百四十字的新聞稿，表示「就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合作一事，特區政府曾經在內部提供資料文件，作討論之用，經研究後，認為大部分構思並不可行……因此自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於去年十月成立以來，特區政府一直沒有向該委員會提出有關發展南沙、橫琴或其他珠三角城市的任何構思或建議。」政府以一貫的發言人身分發出新聞稿，但明顯是下午的發言人打倒了上午的發言人。

 

但究其實，「香港園」構思極具創意，突破了官僚主義，超出港人的想像，也出乎廣東的意外，只是過於天馬行空，匪夷所思罷了。也許梁特不太明白一個人在行政機關裏頭只不過是一顆鏍絲的道理。話說回來，香港島租借給英國人一個世紀，梁特從英國人那裏學到租借土地這一招，其實也正常不過，只是「租界」二字對於中華人來說，可能依然很敏感。

 

「香港園」的構思，也可以說是另一種「騰籠換鳥」的模式。試想想，一旦計劃落實，屆時便可以將現在的中年人大舉遷徙，留下自小接受普通話教學的新一代，也即屆時的青年和中壯年，好讓他們在香港得以充分發揮，而香港本土也可以騰空出來，全力接待自由行旅客，真真正正成為一個高增值的旅遊城市。

 

觀乎梁特之剛愎，斷然不會輕休易罷，這個百年大計一旦落實，梁特必將名留千古。「香港園」也不一定會被全盤否定。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記者會上，不是說「凡是有利於香港繁榮發展的事，中央都會做」嗎？假如中央一聲令下，廣東縱使千萬個不願，恐怕也要劃一條「港租界」出來。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當存在變成刑罰

千百年來，智者哲人不斷思考存在的意義，但對於查爾斯‧塞爾斯伯格（Charles Selsberg）來說，不單沒有繼續存在的意義，反而只有不再存在的理由，就是免受「遁天之刑」。

 

莊子認為，世界本無人的生命形態，「雜乎芒芴之間」，由氣聚而為人的形質，進而有了人的生命形態。生命的本性是永恆的，無限的、純真的，而形是有限的、暫時的、有瑕疵的，如果不能超越形限，就會陷入游移不定的是非紛爭，造成對生命本性的遮蔽。莊子稱違反自然規律而受到的刑罰為「遁天之刑」。

 

二○一三年十月，當時七十七歲的查爾斯，證實患上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但在此之前的一年間，他已出現各種病徵，情況急速惡化。對於不煙不酒，一直活躍健康的查爾斯來說，這是不能理解的噩耗。而面對這種不可逆轉的頑疾，查爾斯下了一個他個人認為是可怕的錯誤決定：生存下去。

 

俗稱為「漸凍人症」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又稱路格瑞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是一種漸進和致命的神經退化疾病，起因是中樞神經系統內控制骨骼肌的運動神經元（motor neuron）退化。病人由於上、下運動神經元退化和死亡，停止傳送信息到肌肉，在不能運作的情況下，肌肉逐漸萎縮。最後，大腦完全喪失控制隨意運動的能力。這個病不一定影響病人的心理運作，即使是晚期病者仍可保留清晰記憶和智力。

 

查爾斯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丹佛郵報》（The Denver Post）發表題為〈拜託，我想死〉（Please, I want to die）的公開信，向科羅拉多州議會的議員表達死亡的渴求，並且同時呼籲州政府立法，容許醫生合法助死。

 

他在信中說，「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就是當我應該選擇自行了斷的時候，選擇了生存。我現在已不能吞嚥食物，不能說話，不能溝通，不能行動，甚至需要依賴儀器才能呼吸。我熱愛旅遊，身體一向健康，但現在，我的思想卻被困於一具屍體之內。」

 

查爾斯直言這不是生存，雖然不感到疼痛，但卻承受着無比的痛楚。他希望醫生能協助他離去，但科羅拉多州不容許助死。他呼籲州議會立法，讓醫生可以合法地協助瀕死病人死亡。在美國，已有五個州容許醫生助死，包括俄勒崗州、華盛頓州、蒙大拿州、佛蒙特州和剛於二○一四年一月才容許合法助死的新墨西哥州。

 

在發出這封公開信的一星期前，查爾斯開始絕食斷水。他說這是他唯一可以辦到的事。查爾斯在三月六日離世。

 

現代醫學的進步，反而成為自然死亡的障礙。病人可以在藥物和機器的「協助」下延長「存在」於世的時間，但種種藥物和儀器，雖然可以人工地延長科學家眼中的「生命」，卻不能延續人類存在的意義。延續的只不過是生命的形態，而不是生命本身。「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生死本是自然的生命流程，只有人類，才會以人為的手段，干擾這一自然的過程。

 

當「思想被困於一具屍體之內」，那是多麼可怕的存在模式。需要反思的是，現代先進的醫護，延續病人存在着的時間，但不過是逆天而行的施為，延長的畢竟不是生命，而是形體。這種施於病人身上的科技，亦不過是一種「遁天之刑」。而不論是終止治療還是協助死亡，亦不過是解除自然生命進程的障礙而已。不禁問，人類真的需要延續生命形限的科技嗎？

 

人作為生命主體，可以將自然的意義完全由人的利益、需要、喜惡來定義。在莊子看來，當人懂得把自己看作「人」，並與自然區分開來的時候，便預設了宇宙萬物生命整體的分裂。但人的生命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而世界本真的生命存在是無限的，天地大化的自然本性是流動不息、無窮無盡的。當人的知性思維用有限的知識去測度無限的宇宙的時候，即使是「知之盛者」也必將陷入夸父逐日一樣的困窘。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繼續對警隊有信心

幕後主腦仍然在逃，被斬原因依然是謎，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卻在《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後第十六天，即二○一四年三月十二日，舉行「破案記者會」，並在記者會上主動表示「現階段根據我哋手上掌握資料，冇直接證據顯示同新聞工作有關。」但同時表明尚未與劉進圖錄取口供。

 

據悉，兩名懷疑是刀手的男子二月二十六日斬傷劉進圖後分頭逃走，然後到九龍塘會合，登上接應的私家車前往各自位於上水的住所，在家中更衣後乘港鐵到羅湖過關。警方搜集大批閉路電視錄影片段，得知疑人身分並鎖定手機電話，追查到他們其後藏身東莞。警方把疑犯資料轉交內地公安局及廣東省公安廳，三月九日收到內地通知，表示兩名疑人當天在東莞被捕。

 

香港警方在召開記者會當日在港拘捕七人，三月十三日凌晨再拘捕兩人。曾偉雄在記者會上表示可能會有更多人被捕。《明報》對案件就此「被偵破」表示不滿，促請警方澄清事實，秉公辦理，並在未弄清事實前切勿輕易否定任何動機及可能。《明報》又希望當局能夠將一眾兇徒繩之於法，入之以罪，更促請警方追查到底，揪出幕後主腦。

 

記者會旨在甚麼，令人滿腹胡疑，但無論如何，曾偉雄主動且匆匆將案件與新聞工作劃清界線，卻一點不差。作為警務人員，怎能未緝兇先判案？更何況如今被捕的涉案疑人，均是與劉進圖毫不相干的。曾偉雄此語一出，全城嘩然，劉進圖隨即發聲明表示，自己和家人沒有涉及錢債、桃色或私人恩怨，因此一直相信遇襲與報社工作有關。

 

事實是，曾偉雄在記者會上被問到犯案動機時，他說「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卻又四度重申「沒有證據顯示事件與新聞工作有直接關係」，兩者相互矛盾。有立法會議員直斥曾偉雄武斷不知所謂，記協則質疑他誤導市民。

 

是否蓄意誤導，可能要問問特首，且看梁特當天的回應：「在內地的支持和配合下，可以在短時間內偵破這件案，有疑犯落網，一方面大家應該肯定警隊的努力和他們的專業，同時感謝內地的支持和配合。現在由於已經有疑犯落網，相信下（落）去的查訊和進一步偵查的工作，我們應該交給警隊。大家應該可以和我一樣，繼續對警隊的專業能力有充分的信心。」

 

不知道梁特是一時疏忽還是假裝無知，有疑犯落網怎能稱得上破案？而他一方面說已「偵破這件案」，另一方面又說「進一步偵查的工作……應該交給警隊」，也是自相矛盾的。既已偵破，便應結案，展開司法程序，若要繼續偵查，便不能說案件已偵破。到底是梁特思路混亂，還是另有內情？正如神探曾偉雄，若非有不可告人之隱衷，又豈會在捕獲疑犯時便斷定行兇動機無關新聞工作？

 

再者，誠如梁特所言，「這件案發生之後，我和警方高層都表示特區政府和警隊是十分重視這件案，尤其是有意見認為這件案是與新聞自由有關。」高度重視全因關乎新聞自由，然而，是否正是這個原因，政府和警方急於將案件定性為與新聞自由無關？事實是，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警方為政治工作，但在「曾偉雄處長領導下，確實是不分晝夜、馬不停蹄去偵查這件案」的警隊，獲得梁特予以充分的信心，卻是不爭的事實。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三月十三日

香港是國家高鐵的輪子

中國在高鐵領域取得的成就，的確傲視全球，足以自豪。高鐵的發展建構了一個又一個以小時計的生活圈，在科技帶動下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模式。然而，高鐵的發展，卻又衍生不少問題。且不說當中涉及的貪腐，「高鐵」二字本身就是不公義的代名詞。高昂的票價加上下降了的載客量，本身已偏離了鐵路的本質。

 

梁特二○一四年三月在北京列席人大會議開幕式期間，在三月七日接受「中央三台」之一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華夏之聲」節目訪問，他在談到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時說：「香港是我們國家這輛高鐵很多輪子其中的一個。」他說，香港和內地是互動的關係，有「共同的中國夢」，並引用董建華的名言「國家好，香港更好」總結中港關係。

 

梁特此言令人想起另一句名言：「個人猶如機器中的一口鏍絲。」（a cog in a machine）人類的重要和個性被全然異化，變得微不足道。個人的價值被完全抹殺，變成「非人」，在機構或社會中，成為可以隨時被更換的零部件。每一個人都是同樣的齊一微末，沒有了差別性，也沒有了人性。

 

高鐵仍在爭議中開動，在虧損中前行。假如中國是高鐵，敢問這列高鐵將奔往何方？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連年高速增長，已到了瓶頸，經濟增速放緩，結構改革迫在眉睫，以高鐵比喻中國，到底是褒是眨，是否恰當，沒有人說得準。但肯定的是，今天已沒有人能如當年鄧小平般，將姓資姓社的爭論一錘定音。

 

將香港比喻為高鐵的一個車輪，同樣是將香港異化，變作隨時可以更換的零部件。香港之於中國，真的今時不同往日，此語出自香港行政長官之口，着實教人不安，到底我們的特首心底裏是如何看香港的？這句話又是否代表着中央的看法，到底是說給誰聽的，值得深思。

 

話說回來，梁特此言實在大逆不道。一直以來，中央不是強調港澳台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嗎？不論是過去、現在或將來，港澳台都是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梁特以車輪喻香港，不正是說明香港不獨可以被替代，也可以隨時從中國分離出去嗎？香港可以被替代，還可以視之為中央向香港發出的警告，但隨時可以分離出去，則是提倡港獨，分裂國家。中央聽在耳裏，到底會如何解讀？

 

在訪問中，梁特又特別指出每年在香港註冊結婚的人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香港與內地通婚，故此，中港已難分彼此，實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港婚姻有持續上升趨勢，問題是，這個過程也是香港大陸化的過程，大陸人口不斷湧港，本土意識抬頭，激化中港矛盾，而梁特卻無視現實，拋出一句如此溫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是聽者傷心，聞者頓足。也許梁特真正的意思，是香港已然溶入大陸。然而，既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怎說香港是中國高鐵的一個輪子？要麼是梁特精神分裂，要麼是要香港人精神分裂。

 

喜愛種植的梁特，在訪問中還自比梅花，那是何等肉麻！梁特以梅花自況，原因是梅花耐寒，能夠承受壓力，在嚴寒的冬天能夠「扛得住」。言下之意，是否在暗示現在香港正承受壓力，猶如嚴冬？

 

陶淵明喜菊，周敦頤愛蓮。那都是人格修養的投射，對人生境界的追求，但絕非庸俗地直接以菊蓮自比。人的言談除了反映個人的思維，也反映個人的修養。這種自比梅花的言論，不僅說明梁特的高傲，也表明了他的「深度」。也許，梁特真的是要以梅花表明心迹，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梁特雖是中央任命的地方首長，卻可能是心繫民國。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三月九日

重視文化藝術事業

記得在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當時仍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梁振英，出席亞視高志森節目後向在場傳媒談到文化藝術和倡議成立文化局時表示，他「十分重視香港文化藝術事業及產業的發展……香港發展文化藝術事業及產業，有很好的條件，第一：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同時亦中西交匯，再加上香港有一個非常自由的創作環境，這是很多亞洲國家地區沒有的，香港人的思維，也十分活潑，所以我們雖只有七百萬人口，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我們比新加坡做得好，比人口多我們三倍的台灣做得好。」

 

這翻話說明在梁振英心中，文化藝術是一門事業，是一項產業，是用以達致某些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不是目的本身。文化藝術原應屬於上層建築，但梁振英偏要將之變成經濟基礎的項目，背後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透過自我修正，從上而下，再由下而上，改造社會，以避免上層建築的崩坍。這就是現代共產黨的思維。

 

身在北京列席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的梁振英，二○一四年三月六日傍晚突然在國家大劇院音樂廳出席香港管弦樂團內地巡演北京音樂會開幕式，並在場內致辭。他說，訪京的行程安排好之後，才知道香港管弦樂團當晚在北京演出，所以馬上調整當天的活動，到國家大劇院出席開幕式。

 

梁特強調，「（出席香港管弦樂團內地巡演北京音樂會開幕式）說明我本人，還有特區政府對香港管弦樂團的重視和支持，也藉此說明我們對香港整體的文化藝術事業的重視和支持。」然而，這事件卻恰恰說明梁特本人和特首辦對香港文藝活動的無知，到底他們有多關注香港的文藝活動，真的天曉得。

 

諷刺的是，法國著名街頭藝術家「Space Invaders」在香港街頭創作多幅塗鴉作品，但大部分被政府極速剷走，在在說明特府容不下街頭藝術，甚至是容不下特府視線範圍之外的藝術。

 

對於未能設立文化局統領文化政策，梁特一直耿耿於懷。他二○一三年一月十七日在立法會出席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答問會時，便曾表示「文化局之設，我今日仍然認為有這樣的需要，我們需要有一個局級的機構來統籌和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等等的發展，我不想在這期間內採取任何措施，讓大家以為我們已放棄了文化局的設立，下（落）去只要有條件的話，我們會再跟大家商量，如何成立文化局。」

 

既然在沒有文化局，沒有政府政策主導之下，我們七百萬人口的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比新加坡和台灣都做得好，那麼還需要文化局幹啥？文化藝術產業化，只會變成商賈政客的「搖錢樹」。

 

二○一四年三月六日，內地拍賣龍頭企業保利文化正式在港掛牌，集團首席執行官蔣迎春表示，未來會持續加大業務連鎖化及當代藝術領域的發展，着力推升藝術品自營及經紀業務利潤佔比。他表示，自營畫廊毛利率高達九成，未來會開設更多連鎖畫廊，提升業務的收入佔比。

 

假如這是梁特心目中理想的文化藝術事業，那是多麼教人心酸。除了毛利率九成的藝術品，我們還容得下街頭文化、飲食文化、生活文化嗎？文化就是生活習慣，思維模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便是要推倒固有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也就是摧毀傳統的生活習慣，毀去一代人的思維方法，重新植入新的意識形態，徹底改變人民的行為習慣。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

自由行的需求管理

香港的「驅蝗」行動持續，要求特府限制自由行人數，保障港人享用本地資源和生活空間。雖然本港旅遊業界和特府官員一再重申不會為旅客設限，但言猶在耳，《人民日報》海外版便轉載評論文章，認為香港可制訂自由行每日配額。

話說《人民日報》海外版二○一四年三月三日刊登一篇題為〈擁擠，讓香港人有點糾結〉的署名文章，文章撮自《香港商報》二月二十五日的一篇署名評論〈港人糾結於擁擠的折騰〉。文章指本港每日有洶湧內地客流，導致購物排長龍等問題，「任誰也受不了這樣擁擠的折騰」；又指香港旅遊業「開放過度」，建議香港借鏡台灣自由行設每日配額。

不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當天回應傳媒詢問時仍表示，現階段不會設立配額，香港不會「關門不做生意」或限制旅客人數，但會在不過分影響港人生活情況下增加容量。不知局長是落後於形勢，還是「回應口徑」未及修訂。《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豈可如此輕而視之？那是反映着中央的風向。

該篇署名「西蒙周」的文章指出，港人的糾結在於「離開內地，香港人活不了，也活不好」，但對於內地客湧港導致餐廳漲價兩三倍、購物需排長龍，對生活造成不便而有怨言。文章認為若沒有方法解決，「糾結」會壯大，或有一天會對內地客發泄，建議彷效台灣，設立「每日配額制」，限制旅客數目。

文章指出，港人對自由行的不滿容易理解，「自由行的確帶旺了香港市道，但也的確改變了香港人過去慣常的生活。港人對此有怨言，其實很好理解，誰都希望門庭若市，客如雲來，可年年月月日日如此，任誰的神經也受不了這樣『擁擠的折騰』」。

二○○三年年底，為了拯救處於谷底的香港經濟，北京開放內地居民赴港澳個人遊。旅發局的數據顯示，二○一三年香港錄得近五千四百萬人次旅客，其中內地旅客超過四千萬人次。十年間，自由行旅客增長十倍以上，每年人次以雙位數上升，但香港缺乏配套與分流旅客措施，固然迫爆旅遊黃金地段，非傳統旅遊區和鐵路沿線商場，均擠滿普通話來客。

香港人感覺被內地來客擠了出去，熟悉的商場街道變得陌生，彷彿全港只為了滿足內地來客的需要，忘記了尚有七百萬人在這裏生活。部分本地人開始感到憤怒，本土意識抬頭，漸漸演變成排斥內地人的本土運動。

有意思的是，行政長官梁振英二○一四年三月四日上午前往北京列席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前，在香港國際機場向傳媒說：「十分關注在發展旅遊或者其他產業的同時，我們亦要考慮香港巿民使用香港社會設施或者服務的需要。所以下（落）去我們會繼續注視在發展旅遊業和其他產業的時候，會不會對香港巿民造成一些負面影響……我們一定會做好各個方面的調適工作，無論在設施的供應方面，我們的容量方面要擴大；又或者在需求方面、旅客人數方面，我們都會繼續做工作。」

言下之意，是準備推出與自由行相關的需求管理措施。一向以「自由行之父」自居，以自由行為傲的梁特，縱是百般無奈，亦不能與中央為忤，畢竟中央要照顧十三億同胞的榮辱，豈能讓內地人在香港受到不禮貌甚至暴力對待？

值得一提的是，旅發局主席林建岳以全國政協委員身分在北京出席政協開幕禮時，雖然重申自由行為香港經濟帶來很大幫助，但對於是否可增加「一簽一行」限制，則表示「現時不太敢答這個問題」。一反之前來者不拒的強硬態度，亦沒有正面回應會否與公安局及旅遊局等檢討為自由行設上限。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三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