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當時仍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梁振英，出席亞視高志森節目後向在場傳媒談到文化藝術和倡議成立文化局時表示，他「十分重視香港文化藝術事業及產業的發展……香港發展文化藝術事業及產業，有很好的條件，第一：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同時亦中西交匯，再加上香港有一個非常自由的創作環境，這是很多亞洲國家地區沒有的，香港人的思維，也十分活潑，所以我們雖只有七百萬人口，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我們比新加坡做得好，比人口多我們三倍的台灣做得好。」
這翻話說明在梁振英心中，文化藝術是一門事業，是一項產業，是用以達致某些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不是目的本身。文化藝術原應屬於上層建築，但梁振英偏要將之變成經濟基礎的項目，背後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透過自我修正，從上而下，再由下而上，改造社會，以避免上層建築的崩坍。這就是現代共產黨的思維。
身在北京列席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的梁振英，二○一四年三月六日傍晚突然在國家大劇院音樂廳出席香港管弦樂團內地巡演北京音樂會開幕式，並在場內致辭。他說，訪京的行程安排好之後，才知道香港管弦樂團當晚在北京演出，所以馬上調整當天的活動，到國家大劇院出席開幕式。
梁特強調，「（出席香港管弦樂團內地巡演北京音樂會開幕式）說明我本人，還有特區政府對香港管弦樂團的重視和支持，也藉此說明我們對香港整體的文化藝術事業的重視和支持。」然而，這事件卻恰恰說明梁特本人和特首辦對香港文藝活動的無知，到底他們有多關注香港的文藝活動，真的天曉得。
諷刺的是，法國著名街頭藝術家「Space Invaders」在香港街頭創作多幅塗鴉作品，但大部分被政府極速剷走，在在說明特府容不下街頭藝術，甚至是容不下特府視線範圍之外的藝術。
對於未能設立文化局統領文化政策，梁特一直耿耿於懷。他二○一三年一月十七日在立法會出席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答問會時，便曾表示「文化局之設，我今日仍然認為有這樣的需要，我們需要有一個局級的機構來統籌和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等等的發展，我不想在這期間內採取任何措施，讓大家以為我們已放棄了文化局的設立，下（落）去只要有條件的話，我們會再跟大家商量，如何成立文化局。」
既然在沒有文化局，沒有政府政策主導之下，我們七百萬人口的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比新加坡和台灣都做得好，那麼還需要文化局幹啥？文化藝術產業化，只會變成商賈政客的「搖錢樹」。
二○一四年三月六日，內地拍賣龍頭企業保利文化正式在港掛牌，集團首席執行官蔣迎春表示，未來會持續加大業務連鎖化及當代藝術領域的發展，着力推升藝術品自營及經紀業務利潤佔比。他表示，自營畫廊毛利率高達九成，未來會開設更多連鎖畫廊，提升業務的收入佔比。
假如這是梁特心目中理想的文化藝術事業，那是多麼教人心酸。除了毛利率九成的藝術品，我們還容得下街頭文化、飲食文化、生活文化嗎？文化就是生活習慣，思維模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便是要推倒固有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也就是摧毀傳統的生活習慣，毀去一代人的思維方法，重新植入新的意識形態，徹底改變人民的行為習慣。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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