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知道市民對陸客有意見

正是「物無美惡，過則為災」。當有人批評香港經濟過於側重金融業之際，又是否需要檢視一下，我們的旅遊業是否過於側重大陸客呢？

二○一三年訪港旅客約五千四百三十萬人次，其中七成半，即約四千五百萬人次是大陸客；當中約二千七百五十萬人次屬自由行，按年增長百分之十八點七。這些數字是否合理，可謂不言而喻。再看看另一個數字，在整體訪港旅客中，超過二千八百六十萬人次是不過夜的，這說明甚麼呢？自由行反映的已不是旅遊業的問題，而是香港已被納入鄰近地區生活圈的事實。

香港的旅遊業向來都是經濟支柱之一，絕非始於二○○三年的自由行。七、八十年代我們稱之為「無煙工業」，當年的落馬洲更是訪客必到之地。自由行無疑有如大補湯，在二○○三年沙士之後，令香港經濟加速復甦。但問題是，我們有需要天天進補嗎？今天，自由行的邊際效應已然下降。二○一四年二月和三月份的零售額均錄得負增長，是二○○九年八月以來，首次連續兩個月下跌。不過，二月份大陸旅客增長一成，至三百四十五萬人次。三月份大陸旅客更錄得百分之二十六點七的增幅，達三百六十萬人次。

自由行亦已導致負面的界外效應，不單止壓縮香港人的生活空間，也激化中港矛盾。但在水貨客、嬰幼兒奶粉，以至連串「驅蝗行動」等問題迭出之後，特府依然一度矢言不會「關門不做生意」或限制旅客人數。事實是，特府在自由行的問題上不僅後知後覺，即使問題已擺在眼前，依然熟視無睹。誰知中央一變臉，特府給狠狠的摑了一記耳光。

根據《大公報》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二○一四年三月六日在北京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時指出，香港出現反自由行的行動，挑動對立情緒，絕對不可取。他亦即場指示港澳辦及國家旅遊局研究香港旅客的承接能力，做好「旅遊規劃對接」。

緊跟中央步伐的梁特，三月七日在北京會見傳媒總結訪京行程時便即時轉調。他說：「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香港接待旅客的承受能力，例如對香港的口岸通關設施、公共交通、酒店和旅遊景點等所帶來的壓力。……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內地保持緊密溝通，就『個人遊』計劃的實施情況及未來路向交流。」

時隔兩個多月，梁特終於在策略發展委員會拋出削減兩成自由行的議題，「徵詢」委員意見。這等於推翻政府於二○一三年年底完成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梁特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承認在五月二十六日的策發會會議上，討論過削減自由行的問題。

梁特說：「過去幾年，內地來香港的旅客增加速度比較快，我們確實在某些公共設施和某些地區出現一個容量的問題，造成比較擠逼的情況，市民有意見，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是知道的。」他表示：「在我們未增加到接待能力之前，我們有沒有需要做一些需求管理，亦即是說把旅客增長的速度放慢，甚至乎停止，以致減少旅客來香港的人數，各個方面我們都做研究，亦把香港不同意見向中央反映。」這豈不是說，特府一覺醒來，突然知道過去數年所發生的事情？

畢竟自由行是中央的惠港政策，不是特府說了算的。誠如梁特所言：「開放內地居民來香港以自由行和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來香港的政策，是中央的政策。」特府只有等待中央下達指令的份兒。

值得一提的是，五月二十七日當天，身兼策發會委員的批發及零售界議員方剛，與旅遊界議員姚思榮等多人急晤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討論自由行問題。大有找財爺「箍煲」的味道。這又說明甚麼呢？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佔中」的本質

「佔中」的本質是甚麼？梁特認為「佔中」就是要癱瘓中環，而癱瘓中環的目的就是要中央就範，接受「佔中」組織提出的政改方案。問題是，「佔中」發起人有沒有提出任何方案呢？

「佔領中環」全稱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佔中」，目標是要爭取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有真正的民主普選，沒有任何篩選。二○一三年一月十六日，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在《信報》發表題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鼓勵市民及民間領袖以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爭取落實真普選。

由此觀之，「佔中」的目的就是爭取落實真普選，透過這種事先張揚的行動，製造一種張力，讓結果反過來規範過程。然而，隨着二○一四年五月六日的第三個「佔中」商討日選出三個由不同組織提出，全都包含公民提名元素的普選方案，「佔中」運動已然變質，並徹底轉化成敵我矛盾，完全偏離「佔中」的原意，亦抹煞了談判的空間。

梁特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主動談到政改。他說：「在香港落實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有歷史意義。我要強調，我本人和特區政府對推動落實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抱有極大決心和誠意。」其口中的歷史意義，也許就是在歷史書上留下他的名字，讓普選在其任內得以落實。但究其實，原地踏步又有何不可？只是原地踏步可能令梁特在歷史上留下污點罷了。所以他說：「原地踏步不是一個好選擇。」這即是說，原地踏步仍是一個選擇。

在回答葉劉淑儀的問題時，梁特重申，他本人和特區政府下了極大的決心，抱着最大的誠意，完成二○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有關工作。他說：「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是會嚴格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來做……不會因為有人說要『佔領中環』、癱瘓中環，我們就會做一些不符合《基本法》，不符合人大常委決定的決定或建議。」這即是說，特府與「佔中」已是水火不容。

梁特花了不少時間談「佔中」，似是意有所指。他說：「癱瘓這兩個字，最近在倡議、組織『佔中』的人士口中，或是筆下說得比較少，但如果大家翻看有關發起人在年多兩年前發起這個運動的初期，他們的文章和他們的講話，『佔領中環』就會癱瘓中環，癱瘓中環的目的就是要中央就範，希望中央接受他們提出的政改方案。」問題是，「佔中」組織至今也沒有提出任何方案，梁特的邏輯還說得通嗎？

癱瘓中環的後果是甚麼呢？梁特強調警方一定會執法，這是第一個後果。而另一個後果，就是大量位於中環的金融機構、商業機構會受到巨大經濟損失。他又預告癱瘓中環一旦出現，不少在中環的金融機構、工商機構，以及專業服務機構，會以民事程序要求有關人士停止佔領和癱瘓中環，並且向他們索償。這不禁令人懷疑梁特旨在恫嚇，甚至是在「提醒」中環的機構可以採取民事程序。

梁特在回答葉劉淑儀的跟進問題時，還順水推舟地說，「佔中」和公民抗命「概念確實不同……我們珍惜香港社會一直以來知法守法的傳統，還有社會各界人士都多些講甚麼是公民抗命，甚麼是違法和『佔中』的本質。」早已將「佔中」定性為不合法的梁特，當日終於說明為何「佔中」不可能可違法。

他回答林大輝的問題時表明「不會向任何要求癱瘓我們金融中心的人，發出他們集會示威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故此，因為不會獲發不反對通知書，所以「佔中」活動不可能不違法。這即是說，是否違法完全取決於政府的態度，而不在於事件的本質。

根據《公安條例》，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是警務處處長的責任，即使不獲發不反對通知書，仍可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要求覆核，推翻警務處處長的決定。梁特預告不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到底是不懂條例，還是公然向警務處處長發號施令？這又回到一個問題，到底香港現在是法律大，還是特首大？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早日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梁特二○一四年五月十日啟程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和比利時布魯塞爾訪問前，在香港國際機場向傳媒說：「這個訪問亦是配合特區政府倡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大家知道我們現在這個建議正在立法局（會），我們希望立法會議員能夠盡快盡快完成審議通過，使得我們能夠早日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帶領香港創新及科技事業的發展。」不知是梁特是心不在焉還是惦念昔日的港英時代，脫口而出地說了「立法局」出來。但問題是，短短數天的訪問，真的有助香港創意工業和科技發展嗎？答案是否定的。

被視為香港近年最有創意的企業家之一的王維基，被特府以「不想損害市場競爭」為由，拒絕批出無線電視免費牌照，然後在流動電視牌照上，又給過時的《廣播條例》弄得「走投無路」。然而，特府卻舊事重提，建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但諷刺的是，新的創新及科技局只會統領現時的創新科技署及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根據特府二○一四年四月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新的創新及科技局會負責制定政策及推廣香港的創新科技及資訊發展，並在政府內部統籌相關工作。不過，創新及科技局的英文是「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Bureau」，中英文名稱明顯有別，英文名稱沒有了「科學」，只有「技術」。事實是，創新、科學與技術三者互不從屬，亦可以互不相干。不禁問，這是否為將來委任一名沒有「科技」含量，又或是毫無「創意」的人出任局長鋪路？

梁振英為了趕及在二○一二年七月一日上任前落實重組政府架構，在當年六月中提出重組政府的動議。在六月二十一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審議了重組政府動議，泛民議員抨擊梁振英未上台已粗暴干預立法會運作。結果在部分建制派議員缺席、反對及棄權下，動議遭否決。當時建議新增的文化局和科技及通訊局被擱置。原計劃的科技及通訊局會管轄創新科技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和香港電台。

雖然「五司十四局」方案被否決，但梁特顯然沒有善罷甘休。事隔接近兩年，在《二○一四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決定再次啟動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工作。他在二○一四年一月十五日《施政報告》記者會答問會上強調，新的局名稱叫「創新及科技局」，不是「創新科技局」。他說：「希望十分聚焦去做好創新和科技，這三方面的工作……希望在香港能夠提倡一個尊重科學、重視科學的氛圍，我們在香港推動科學的應用，成為技術，可以成為我們的產業、成為我們經濟活動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梁特當天還表示「希望今次我們有了個創新及科技局之後，它能夠代表政府，帶領全社會比較聚焦地將我們的力量集中在幾個問題上。甚麼適合香港做的……以及業界和學校，和科研單位，能夠一齊做好這工作，訂定一個藍圖。」換句話說，這個新的創新及科技局將會主導香港的創新事業、科學領域和技術水平。眾所周知，政府是世界上最沒有創意的地方，也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會大攪計劃經濟，主導一切。

「創新」的意思是創造新的。多指在藝術上不斷創新。《南史‧後妃傳上‧宋世祖殷淑儀》記載：「據《春秋》，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尚得考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創新是指以現有的思維模式提出有別於常規或常人思路的見解，利用現有的知識和物質，在特定的環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為滿足社會需求，而改進或創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徑、環境，並能獲得一定效益的行為。其重點在於「有別於常規」。

至於「科技」，則是科學技術的簡稱，被視為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的本質，是發現或創造事物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通常是在已有規則制約下，盡量以有效、容易、低消耗高產出的方式來實現特定功能的組織方式。重點在於「已有規則制約下」，這本身與創新背道而馳。

然而，令人更為驚訝的是，按照共產主義的思維，古今中外，人類社會文明的每一次飛躍，均在於生產力的突破。如今梁特企圖以科技帶動「甚麼適合香港做的」，將香港經濟推上新的台階，其潛台詞是甚麼，可謂不言而喻。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五月十一日

十分十分關注高鐵延誤

二○○九年十二月中，一群八十後青年，因為反對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圍繞立法會苦行，並手持種子和稻米，象徵盛載果實與未來。他們其後由新界上水開始，展開五區苦行，歷時四日三夜，直至二○一○年一月八日立法會第二次審議高鐵撥款申請當天抵達立法會。但當天立法會仍未能表決，議案再度延至一月十五日繼續審議，最終在一月十六日通過撥款。當時在立法會外斷食的反高鐵青年，仍堅持其斷食一百二十小時的決定。

在香港興建高鐵本來就是錯誤，時間是最佳的證人。但無奈的是，是否興建高鐵，卻又不是香港本身可以作主。廣深港高速鐵路是中國一條連接廣州、東莞和深圳以及香港的高速鐵路，也是中國「四縱四橫」客運專線中，北京至深港通道的組成部分，亦是珠三角城際快速軌道交通網的骨幹。換句話說，高鐵香港段的建設已是國策，香港必須配合。

原廣州市市長林樹森一九九九年九月在上海舉行的「財富全球論壇」上，提出「穗港磁懸浮鐵路計畫」，曾與當時的香港特首董建華談及，如果穗港兩地開通磁懸浮列車，兩地直達只需半小時，那麼到迪士尼的遊客每年可增加一千萬人。據當時估計，興建磁懸浮鐵路耗資約三百億元，林樹森建議穗港各承擔一半。這就是後來「廣深港高鐵」的雛型，但不知為何，最終落實的高鐵耗資達六百六十九億元，全數由香港承擔。

原先預計二○一五年通車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由於種種原因，閙出工程延誤和超支的醜聞，令一向形象不差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面對上任以來最大的誠信危機，也是梁班子上任以來的又一次政治危機。

張炳良不僅被指合謀隱瞞高鐵延誤，其「疑中留情」的解釋亦備受質疑。港鐵二○一四年五月五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揭示二○一三年十一月初已向政府匯報跨境隧道無法在二○一五年完工，但政府一直向立法會宣稱工程可在二○一五年完成，直至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港鐵向公眾公布項目時間表，張炳良才表示「驚訝」。張炳良承認判斷錯誤，與多名港鐵高層同為事件道歉，但堅稱問題只屬溝通不足，拒絕問責下台。

事件暴露了一個事實，問責制的死穴：外行領導內行。張炳良是學者出身，對於運輸業務、鐵路工程毫無認識，當然無法掌握箇中情況，一切均依賴港鐵和相關的政府部門提供的意見。更要命的是，張炳良明顯無法根據他人所提供的資料作出正確的決定。這說明甚麼呢？說明問責局長的水平，正如俗語所言，一試便知龍與蛇。形象再好，也不能彌補能力的不足。

然而，梁特對高鐵似乎有一種情意結。二○一四年三月七日，他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華夏之聲」節目訪問時，還以高鐵的輪子來形容香港與大陸的關係。而早在二○一○年一月，當時仍是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振英便公開指出：「高鐵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很重要。」他當時強調，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若不盡快以鐵路與大陸的交通網連接起來，便等於放棄經濟發展機會。

原先休假至五月六日的梁特，突然提前一天結束休假返回辦公室，當晚主持第三十五屆亞洲賽馬會議開幕典禮後，煞有介事地向傳媒強調政府十分重視高鐵延誤和超支事件。他說：「對今次在高鐵這事件上，出現這樣嚴重的工程延誤和相關的、可能是大額度的超支，我們十分十分關注。」他表示政府會通過專家小組，徹底了解事件。

在這番談話中，梁特重複說了「十分重視」兩次，「十分認真」兩次，「十分十分關注」一次。充分表現出他對事件的高度關注，但延誤和超支已成定局，錯已鑄成，問題是如何善後。可惜的是，我們的問責官員永遠不會問責。

有趣的是，梁特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出訪廣東省，其間與揭陽市委書記陳綠平會面時，便曾向陳綠平表示香港段高鐵會在二○一六年通車。這又說明甚麼呢？說明梁特早已知悉高鐵無法在二○一五年通車的事實。那麼，這個「十分十分」甚麼，真的十分耐人尋味。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

歐薩薩的日出

在摩洛哥，經常見到「Kasbah」這個字，這個字就是指用泥建成的傳統紅色堡壘，不少酒店餐館都會冠以「Kasbah」之名，當然亦裝修得像個堡壘。我們在馬拉喀什入住的酒店，便以「Kasbah」為名。從伊芙到馬拉喀什，需要十多小時的車程，因此我們便先到歐薩薩住一晚，順道參觀大名鼎鼎的埃本哈杜古城。

歐薩薩是個小鎮，地方不大，向來是往來撒哈拉與馬拉喀什的中途站。二○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早上離開伊芙，沿途除了山色羊群，也不時見到紅色堡壘。當天下午中途休息的時候，我喝着薄荷茶，細味這幾天匆匆的行色。同時看到鄰坐一群當地人品着一壼薄荷茶，心中忽然有所感應般，體會到摩洛哥人為何鍾情薄荷茶。不論是日常社交還是消磨時間，不論在外還是在家，薄荷茶與摩洛哥人的生活已融為一體。

有趣的是，摩洛哥不產茶葉，茶葉都是從中國進口的，但加入了薄荷葉和白糖，又是一番風味。由於摩洛哥人以肉食為主，飲薄荷茶可以幫助消化，而且生津醒腦，是這個地方最佳的飲料。不論是吃的還是喝的，當地的土地和空氣都會為人們作出選擇。

當天在酒店吃過晚飯，我們出外散步，感覺有如六十、七十年代的中國，沒有高樓，沒有霓虹燈，一切是那麼自然親切，一切都是那麼純樸。部分商店仍在營業，但都不是服務遊客的。街上行人不多，以當地人為主，也有孩童在街上嬉戲。走在這條閒適的街上，感覺是舒暢的，無有束縛。突然傳來拜喚塔的呼喚，是時候祈禱了。清真寺就在不遠處，我們在寺前探頭探腦，不敢走近，一名長者指指自己的眼睛，示意我們可以在門外參觀，但不得內進。我們便老實不客氣地站在門外觀看寺內的裝飾和信眾。

摩洛哥的清真寺和別處不同，它們的拜喚塔是方形柱，而不是圓柱。柱上刻上花紋圖案，顏色也不是白色，大都是赭紅色的。而且每座清真寺只有一幢拜喚塔，不會像其他伊斯蘭地區般有二或四幢拜喚塔。我們在門外看了一會，感受到祈禱者虔敬的心和堅實的信念。也許，信仰就是當地生活的全部。

我們入住的酒店也建成堡壘的模樣，而且可以走上天台觀星。從地平線到地平線，任何一個角落也盡入眼簾。由於一點光害也沒有，天上繁星點點，獵戶座和北斗七星最是搶眼，天狼星和大角星更是特別明亮。再看看北極星，真的可以指示方向。這麼燦爛的星空，在歐薩薩每夜可見，但對於香港來說，卻變得很陌生。想到這裏，又不禁長吁短嘆。

縱使夜是良夜，但疲憊的身軀卻催促我們休息。酒店雖只有數層，但天台卻已稱得上居高臨下，可以極目遠方，我們便計劃翌日早上再次登上天台，觀看日出。看日出，似乎已成為兩口子每次出門的慣例。歐薩薩的日出沒有教人失望，當我們摸黑走上天台的時候，天上的玉盤還在，星星卻大都退了下來。空寂的街上偶爾有一輛車駛過，這個時辰的空氣特別甜，雖有一點風，但沒有涼意。我們站在天台，靜靜地等待東方的初陽。

當第一線晨光從天邊滲出來，我們不期然地舉起相機。但天色薄明，照片的效果自然不佳，但接下來的色彩變化卻令人振奮。東方出現霞彩，一抺又一抺，從地平線升上來。天上的星光被完全掩蓋了，深不見底的夜空漸次明朗，而背後的月光恍惚要和旭日爭輝，不肯退卻。不一會，天邊的雲彩已延伸開來，像展開的地毯迎接快要探頭出來的紅日。終於，太陽帶着溫柔的笑臉出來了。

我們佇足良久，企圖以相機留住愈走愈快的朝陽。背後突然傳來一聲鳥鳴，原來一隻野鳥站在城牆上放歌，恍惚是為了新的一天而歌唱。彩雲已佔去半邊天，回頭再看，西邊天經已大白，月兒已不知那裏去了。此際天色旦明，天幕開始泛起白光，瞬間即逝的華彩漸漸消散，我們放下手中的相機，滿足地往來路走。又是一個充滿期盼的驕陽。

用過早餐，驅車直奔埃本哈杜古城（Ait Ben Haddou），那是影迷不容錯過的朝聖之地。不少賣座電影都是在那裏拍攝的，包括《帝國驕雄》、《亞歷山大帝》、《波斯王子》、《潛行兇間》等，因此，那裏的一景一物，也有似曾相識之感。來到古城，已是中天時分，眼前泥屋並非精雕細琢，但都是摩洛哥南部建築典範。由泥土混合乾草建成的泥屋，外表粗糙，但蘊含摩洛哥古代建築智慧。而城堡除了具有禦敵之效，也可適應沙漠的溫差。今天古城只餘下約五戶人家居住，卻無法掩蓋昨日的興盛。

翻查歷史，埃本哈杜古城確曾擁有輝煌的過去，是古代的重要關口，由於靠近撒哈拉，橫越沙漠的駱駝商隊都選擇在此補給，所以曾是人煙稠密的綠洲城市。古城一九八七 年列入世遺後，百年泥屋獲得修建。部分建築則是為了拍攝電影而加建的。城內滿布紀念品店，無疑削掉幾分古樸，但走到古城的頂端，極目四方，卻又氣派依然。城堡雖已差不多完全荒廢，但仍贏得「摩洛哥最美村落」之名號。

當晚在馬拉喀什入住的酒店雖以「Kasbah」為名，但比起歐薩薩，卻又不太像個堡壘。馬拉喀什是個大城市，與歐薩薩大不相同，雖在同一個天空下，但歐薩薩的日出，卻是大城市無法比擬的。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