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十二月中,一群八十後青年,因為反對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圍繞立法會苦行,並手持種子和稻米,象徵盛載果實與未來。他們其後由新界上水開始,展開五區苦行,歷時四日三夜,直至二○一○年一月八日立法會第二次審議高鐵撥款申請當天抵達立法會。但當天立法會仍未能表決,議案再度延至一月十五日繼續審議,最終在一月十六日通過撥款。當時在立法會外斷食的反高鐵青年,仍堅持其斷食一百二十小時的決定。
在香港興建高鐵本來就是錯誤,時間是最佳的證人。但無奈的是,是否興建高鐵,卻又不是香港本身可以作主。廣深港高速鐵路是中國一條連接廣州、東莞和深圳以及香港的高速鐵路,也是中國「四縱四橫」客運專線中,北京至深港通道的組成部分,亦是珠三角城際快速軌道交通網的骨幹。換句話說,高鐵香港段的建設已是國策,香港必須配合。
原廣州市市長林樹森一九九九年九月在上海舉行的「財富全球論壇」上,提出「穗港磁懸浮鐵路計畫」,曾與當時的香港特首董建華談及,如果穗港兩地開通磁懸浮列車,兩地直達只需半小時,那麼到迪士尼的遊客每年可增加一千萬人。據當時估計,興建磁懸浮鐵路耗資約三百億元,林樹森建議穗港各承擔一半。這就是後來「廣深港高鐵」的雛型,但不知為何,最終落實的高鐵耗資達六百六十九億元,全數由香港承擔。
原先預計二○一五年通車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由於種種原因,閙出工程延誤和超支的醜聞,令一向形象不差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面對上任以來最大的誠信危機,也是梁班子上任以來的又一次政治危機。
張炳良不僅被指合謀隱瞞高鐵延誤,其「疑中留情」的解釋亦備受質疑。港鐵二○一四年五月五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揭示二○一三年十一月初已向政府匯報跨境隧道無法在二○一五年完工,但政府一直向立法會宣稱工程可在二○一五年完成,直至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港鐵向公眾公布項目時間表,張炳良才表示「驚訝」。張炳良承認判斷錯誤,與多名港鐵高層同為事件道歉,但堅稱問題只屬溝通不足,拒絕問責下台。
事件暴露了一個事實,問責制的死穴:外行領導內行。張炳良是學者出身,對於運輸業務、鐵路工程毫無認識,當然無法掌握箇中情況,一切均依賴港鐵和相關的政府部門提供的意見。更要命的是,張炳良明顯無法根據他人所提供的資料作出正確的決定。這說明甚麼呢?說明問責局長的水平,正如俗語所言,一試便知龍與蛇。形象再好,也不能彌補能力的不足。
然而,梁特對高鐵似乎有一種情意結。二○一四年三月七日,他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華夏之聲」節目訪問時,還以高鐵的輪子來形容香港與大陸的關係。而早在二○一○年一月,當時仍是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振英便公開指出:「高鐵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很重要。」他當時強調,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若不盡快以鐵路與大陸的交通網連接起來,便等於放棄經濟發展機會。
原先休假至五月六日的梁特,突然提前一天結束休假返回辦公室,當晚主持第三十五屆亞洲賽馬會議開幕典禮後,煞有介事地向傳媒強調政府十分重視高鐵延誤和超支事件。他說:「對今次在高鐵這事件上,出現這樣嚴重的工程延誤和相關的、可能是大額度的超支,我們十分十分關注。」他表示政府會通過專家小組,徹底了解事件。
在這番談話中,梁特重複說了「十分重視」兩次,「十分認真」兩次,「十分十分關注」一次。充分表現出他對事件的高度關注,但延誤和超支已成定局,錯已鑄成,問題是如何善後。可惜的是,我們的問責官員永遠不會問責。
有趣的是,梁特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出訪廣東省,其間與揭陽市委書記陳綠平會面時,便曾向陳綠平表示香港段高鐵會在二○一六年通車。這又說明甚麼呢?說明梁特早已知悉高鐵無法在二○一五年通車的事實。那麼,這個「十分十分」甚麼,真的十分耐人尋味。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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