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中共建國初期曾經指出,統戰工作包括:「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敵人營壘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易言之,對於中共來說,統一戰線的本質,就是「團結大多數,孤立敵人。」
五月三十一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深圳五洲賓館與五十四名立法會議員,包括十四名泛民議員會面。不過,這次會面,與其說是「交流」,不如說是「招安」更加貼切。
弔詭的是,當日梁特在深圳出席這次會面後向傳媒表示:「有泛民議員在會上表示,他說聽了中央官員講之後,再沒有懸念了。」這個「懸念」所指為何,不好理解,但若然是如公民黨梁家傑所言,「不能互相說服,堅決否決政改」的話。對於「堅定不移」推動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中央來說,便是一次大大的挫敗,而不是梁特口中的「有用」。
不過,中央三人組南下的目的,並不是聽泛民議員對政改的訴求,對政改的想法。梁特口中的「有用」,實在可圈可點。
王光亞重申,中央堅定不移、誠心誠意支持香港在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即使只有一巴仙希望,也會做百分百的努力。這點「真誠實意」,的確令人動容,但從中央宏觀的高度和視野來看,無疑是指出了普選特首之後,另有更長遠的目標。這個從未宣之於口的目標,卻是耐人尋味的。
這次五洲之會,中央三人組「有備而來」,但不是衝着政改,而是招安。王光亞明確指出,要「珍惜來之不易的民主成果」。這即是說,今天香港擁有的「民主成果」,中央可以隨時收回。至於「香港民主的目的是甚麼?香港的未來在哪?」。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深思。在誰也不代表誰的今天,本土意識抬頭,激進行動升級,廣義的「泛民」,可謂走到十字街頭,多少有點進退維谷之感。
這亦帶出了王光亞口中的兩類「泛民」。一類是極少數別有用心,鼓吹和支持「港獨」的「死硬派」、「頑固派」。中央堅決要把這些人排除在外,既要限制他們「入閘」,也要阻止他們「出閘」,即便是僥倖當選,也不會任命。
另一類是大多數,贊成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擁護「一國兩制」方針的「泛民朋友」。對於這些「朋友」,王光亞表達了「關懷」,亦希望與這部分「泛民朋友」能有更多機會溝通,深入交換對任何問題的意見。並且期望他們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安身立命,施展政治抱負、服務香港和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堅拒予以「入閘」與「出閘」的,是極少數「死硬派」,至於大多數的「泛民朋友」是否可以「出閘」,不言而喻。港澳辦是中央對港政策的執行者,王光亞的發言,可視作「宣旨」。觀乎中央脅之以威、動之以情、誘之以利,招安之意可謂明矣。說白一點,也就是希望「朋友」們「放下包袱,成為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建設性力量。」
招安,也就是用籠絡手段,誘使地方反對力量,甚至是非法組織歸順朝廷。《資治通鑑•唐昭宗景福元年》便有「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複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的記載。
歷史上最壯烈的招安,要數梁山泊莫屬。宋江的《滿江紅•喜遇重陽》詞云:「統豺虎,禦邊幅,號令明,軍威肅。中心願,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卻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話說梁山泊好漢重陽節飲酒賞菊,宋江此時卻吟出「降詔」、「招安」之詞,雖是其「中心願」,但卻為梁山泊好漢的悲劇打下了伏筆。
魯迅便說過:「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有人說,招安的動機決定了結果。多年下來,中共將香港最大的反對派民主黨打成最大塊的碎片後,在政改表決前夕,又再次向「泛民朋友」招安,動機明顯不過,只是不知誰是宋江。
曾偉強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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