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取自己的方式

銅鑼灣書店五名職員和股東接連失蹤，即便是路人甲乙丙，也察覺到事態絕不尋常。弔詭的是，最後失蹤的李波，突然傳真書店職員「報平安」，李的妻子隨即到警署銷案。這個情節，到底是謠言「不攻自破」，還是大陸「不打自招」，可謂不言而喻。

公安越境「操作」，本是公開的秘密。經國家新聞出版署批准出版，由上海市犯罪學學會主辦的期刊《犯罪研究》，早於二零零五年，便曾發表題為〈試論涉及香港地區刑事案件的警務協作〉的文章，指出「近年來，時有少數內地公安機關出於各種原因而未經事先聯絡，直接派人到香港辦案，甚至整個辦案過程沒有邀請香港警方人員在場見證。」這一回，不過是將檯底下的東西擺上檯面而已。只是手法真的拙劣了一點。說明「有關方面」從來只會「採取自己的方式」辦事，從不理會甚麼機制法規。

銅鑼灣書店四名職員和股東自去年十月起相繼失蹤，另一名股東李波據報自十二月三十日起失蹤。當晚約十時，李波的妻子接到李波從深圳打來的電話，表示「暫時回不去，要配合調查」。李波的妻子一月一日報案。警方將案件列作「失蹤人士」。

梁特一月四日主動會見傳媒，表示高度關注事件，並親自「參與和督導有關部門的同事去做這個工作」。梁特還煞有介事地說：「我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接近午夜休假回到香港；（一月）一日這位人士的家屬向警方報案；（一月）二日早上，我與署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通電話了解情況；二日下午與李家超署理局長在禮賓府開會商討這件事，我們與其他部門怎樣協調處理。」

說明這個時序，旨在表明他沒有偷懶，已在第一時間跟進事件。翻看梁特的「面書」，他一月二日早上出席了「香港青年學生京哈冰雪體驗專列」授旗儀式，當晚出席了「英皇書院九十周年校慶晚宴」。一天內出席兩項公開活動，但均沒有談及此事。無怪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一月二日上午會見傳媒時，只能說「特區政府非常關心香港人無論是在本地、在外地的福祉，所以這個案我知道警務處已經在做工作。」不過，梁特與局長們首要的考量，是自己休假而非處理公務，這個政府有多關心港人福祉，看官心中有數。

正是無巧不成話，梁特一月四日放話後，言猶在耳，當晚便傳出李波傳真給書店職員的「平安信」。李波在信中表示「已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查，可能需要一段時間。」與此同時，傳媒亦傳出李波的妻子已到警署銷案。「平安信」與銷案之間不無關係，也是路人皆見的。

不過，「有關方面」可能有所不知，根據香港法例，「只有已報案失蹤的人士才可提出銷案。」（No individual other than the person reported missing, may initiate the cancellation of a missing person report.）所以，只有李波本人出現，才可到警署銷案。希望「有關方面」明白，「自己的方式」只在「自己的地方」才管用。

弔詭的是，這封「平安信」最先由台灣中央社發布，而且簽署日期為「一月三日」。到底一月三日這一天發生了甚麼事情，又為何到了一月四日晚才公之於世，實在耐人尋味。

如果「傳真證明李波不是根據內地法例被拘留」，那麼，身處大陸的李波便是被非法禁錮。如果李波以非正常渠道離開香港，亦表示他同樣以非正常渠道進入大陸。那即是說，他現在是非法人蛇，既非法出境香港，亦非法入境大陸。那麼，為何香港和大陸執法部門不將之緝拿歸案，即時遣返？

畢竟，配合調查不是受查，是否助查，亦非必然。拒絕助查也是基本人權。當然，大陸沒有這個概念。

假如是「有關方面」要求李波配合調查的話，又為何不根據中港兩地的協作機制，邀請香港執法部門協助，將李波在自願的情況下，送到大陸協助調查；亦不是由李波本人循正常途徑離港，持有效證件返回大陸助查，而是無視香港出入境法規，「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再者，助查完畢，又是否由李波本人「採取自己的方式返回香港」呢？那麼，香港的法律法規，豈不蕩然無存？

梁特一月五日出席行政會議前，仍然在自說自話：「希望有關人士和所有能夠提供消息的人士，能夠接觸警方，提供線索。」不禁問，李波已承認非法出境，現在身處大陸。這案件還是否失蹤人口個案，又或是需要重新歸類，並要求大陸公安按兩地協作機制，將李波從速緝拿歸案。梁特似乎要說清楚一點。

曾偉強

二○一六年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