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和資本主義有何相同之處？答案是：兩者皆源自英國。當然，這裏所說的「自殺」，並不是指「自殺」這行為，而是「自殺」（suicide）這個詞。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大概只有「殉」的概念：人只會為教、為道、為國、為主、為真理而犧牲。然而，自殺畢竟是個人的行動，是一個人寧可死而不願活的行為 。不論它是行動的目的本身，還是用以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均是一種教人撲朔迷離的行為。正如毛澤東所言，「社會習慣，生則為之慶，死則為之弔，也都是立足於根本的求生法則。」 求生也就是任何物種的本能，為什麼會有人自殺？
二○一○年截至五月二十八日，台資企業富士康在中國的工廠，接連發生了十二宗工人非正常死亡事件，此外還有多宗自殺未遂的個案。富士康連串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國際關注，有指富士康為「血汗工廠」 ，也有網民發起擺買富士康生產的產品。本文嘗試從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對自殺的分析出發，參照馬克思的異化觀，思考導致這些自殺的可能原因，最後循量變而質變的脈絡，考察這些原先是個人行動的自殺事件，有否形成某種趨勢。假若出現這股趨勢，接下來需要思考的是，這趨勢指向什麼？
富士康廠區儼如小市鎮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五，美國蘋果電腦新的iPad平板電腦首次在亞洲和歐洲地區發售，東京、悉尼、倫敦、巴黎等地均出現排隊搶購潮。東京銀座的蘋果專門店約有千二人輪候。第一個買到iPad的十九歲日本青年山中竹千代周三已開始排隊，期間只睡了六小時。在悉尼的蘋果旗艦店，廿二歲的科杜里在店外排隊超過廿四小時，成為第一個買到iPad的顧客。在倫敦，來自埃塞克斯郡的十七歲學生傑克‧李，為了買iPad，在旗艦店外排隊通宵輪候二十小時。在巴黎，來自北部城市里爾的工程師奧德蕾，跑了二百多公里，排隊兩小時。她說：「我不是趕潮流的人，但我熟悉蘋果的產品，知道它講求質素、介面、設計和運作，設計既典雅又有品味。」 但不知這些蘋果的支持者知不知道，這些令人趨之若鶩，設計既典雅又有品味的高科技潮流產品，卻是由一批又一批年約二十，學歷水平不高的中國勞工，在富士康設於中國大陸的工廠生產出來的。
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是台灣鴻海集團（在大陸的名稱為富士康科技集團）的子公司，是全球最大電子代工廠，替蘋果電腦、戴爾、惠普、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樂金集團（LG）、索尼愛立信等國際知名品牌加工，生產走在世界前沿的手機、筆記本電腦等高端電子產品。它的總辦事處設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華工業區東環二路二號，該址同時是富士康科技集團的總辦事處。富士康國際二○○○年二月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二○○五年二月三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雖然根據富士康國際二○○九年度年報，該年度營業額超逾七十二億美元，在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僱員總數共約十二萬名，多於二○○八年的十萬八千人，但總員工成本卻減少近二成八，至四億八千五百萬美元，而扣除董事酬金、退休福利供款等的員工開支約四億二千三百萬美元，即每名員工每月平均收入約一千九百七十元人民幣， 遠高於法定最低工資九百元人民幣，無怪乎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堅決否認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然而，這只是富士康國際的數字，而按郭台銘的說法，富士康科技的員工總數共八十多萬，而鴻海集團全球員工總數更達九十多萬人。 事實上，僅是富士康科技在深圳的廠房便有四十二萬多名員工，而且設有生活園區，儼如自成一國的市鎮。
鴻海集團一九七四年在台灣創立，一九八八年起在深圳建廠，二○○五年躋身《財富》全球五百強，當年排名三百七十一，至二○○九年躍升至一百零九。富士康在中國大陸、台灣、日本、東南亞及美洲、歐洲等地擁有上百家子公司和派駐機構。截至二○一○年，在全球共獲超過二萬五千項專利，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及IPIQ的全球年度專利排行榜（MIT Technology Review）全球前二十名中，唯一上榜的華人機構。鴻海因此獲美國《財富》雜誌評選為全球最佳聲望標竿電子企業十五強。
根據富士康科技集團網頁的資料，集團自創建伊始，一直履行企業社會及環境責任（SER），並於二○○七年成立集團全球SER委員會，與客戶、非政府組織及同業密切互動，全方位推動企業社會環境責任。集團亦以優於《勞動合同法》的條款，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並為員工設立「五條保障線」，用以達至「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有難必救」的全方位、多層次的保障體系。該「五條保障線」為：
一、為員工購買國家法定社會保險；
二、設立自保基金，為員工提供國家社保以外的補充保險；
三、設立特困員工救濟金，對患病或特困員工進行專案救濟；
四、設立員工互助基金，發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
五、設立員工家屬慰問金，將愛心延伸到員工的直系親屬。
看了這些資料以後，不禁問，為何這樣的一家企業的員工，接連發生輕生及企圖自殺事件？個別自殺者輕生的真正原因可能永遠是個謎，但亦非無迹可尋。要推敲背後底蘊，也許仍得先從「自殺」這行為出發。
是神經病還是社會行為
「自殺」這行為曾被稱為「英國病」。簡單而言，那是指十八世紀初流行於英國精英階層的自我毀滅行為，而這行為被視作一種具高度傳染性的病毒。「英國病」這一說法，最早由英國醫生喬治‧切恩（George Cheyne）在其一七三三年出版的《英國病，還是各類神經疾病》（The English malady）中正式提出。切恩在書中指出，是基於日趨頻密，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但卻無以名狀的自我殺害者（Self-murderers）的出現，引起一些好友的憂慮，才促使他完成這本書的。 巧合的是，「英國病」一詞，也同時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這個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出現持續近卅年的滯漲式衰退。這現象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英國病」，意思是悲觀情緒令整個英國在自我毀滅。
其實，不論中外古今，自殺行為一直存在，但「自殺」（Suicide）一詞，卻要到十七世紀的英國才出現，主要是用以區分與第三方的殺人行為。這一詞最早出現於英國人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一六四二年出版的拉丁文著作《religio mediei》（The Religion of a Doctor）中。布朗爵士希望以此區分不信教者的自殺與備受讉責的基督教徒的自殺。 從前，人們以「殉」來形容一些為道、為國、為主等而自戕的行為，而且視之如聖者賢者，如耶穌殉教、田橫殉節、文天祥殉國等。但那些並非殉教的自戕，卻一直無以名狀，而且在法律上和宗教上也一度被視之為罪行。西方學者對於「自殺」的較有系統的研究，始於迪爾凱姆一八九七年出版的《自殺論》（Suicide）。迪爾凱姆從社會學的角度，深入分析自殺行為，認為自殺純粹是種特殊的社會現象。他把自殺行為歸納為自我型（或稱利己型）自殺（Egoistics suicide）、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s suicides）和失範型自殺（Anomic suicide）。
然而，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對各種不同的自殺原因進行分類，就是對我們社會本身的缺陷進行分類。 迪爾凱姆認為，自殺行為離不開社會因素。當一個人脫離社會時，他很容易自殺，而當他過分地與社會融為一體時，他也很容易自殺 。雖然自殺是一種極大的自我放縱 ，但相對於自我型自殺，利他型自殺不僅不是種放縱行為，而且是種強制行為，也就是自殺者認同並履行其自殺的義務 ，例如《猶山節考》中的老人，或是自行了斷的絕症病人、丈夫死去以後自尋短見的妻子、在主子去世時殉身的忠僕、殉國的忠臣義士等等。具體例子如耶穌自願被釘十字架殉道，又如文天祥般「留取丹心照汗青」。不過，利他型自殺者並不一定值得尊崇，因為當個體被期望代表團體或社會而殺身時，也會自殺，例如「九一一」的自殺式襲擊者，不獨自我毀滅，也造成空前的破壞和奪去無數的無辜生命。簡而言之，利他型自殺者與集體意識相一致，個體的人格和生存意志完全被集體意識所淹沒。
自由思想和個人主義的興起，直接衝擊傳統教化和宗教思想，導致非宗教性自殺行為，迪爾凱姆將之歸類為自我型自殺。弔詭的是，社會傳統規範和同一的思想模式如宗教信仰，被視作防止或遏制自殺行為的重要因素，而傳統規範和社會秩序的失效或崩潰，便導致自殺數字的上升。迪爾凱姆將這類自殺行為稱為失範型自殺。自殺行為無疑與客觀環境狀況有着密切的關係，包括金融危機的出現、政治制度的劇變、社會教化的衝擊、工作環境的變遷、生活規律的改變等等。當資本主義在英國興起的同時，這種失範現象隨之增多，「英國病」亦隨之出現。那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科技出現的突破和社會分工的變細，衝擊社會和個人固有的生存模態，構成社會混沌，造成個人迷亂。
簡單而言，失範就是個體無法與其身處的環境「有機」的結合。個人與社會不能相互適應共存，可以循兩個方向考量，要麼身處的外在環境改變了，不論是組織機構還是整體社會，但個人沒有改變或改變不了；要麼是個人改變了但其身處的環境沒有改變。這種互動的關係一旦出現了，輕則轉換環境，如工作常態改變了，不能適應的員工選擇離職；重則導致輕生的行為，如日本經濟從高峰突然急劇下滑之時，自殺數字隨之急升。也就是說，失範現象的出現，可以是主觀感覺不同了，也可以是客觀現實改變了，亦可以兩者同時出現。按迪爾凱姆的分類，主觀感覺的改變往住導致自我型自殺，而客觀現實的轉換則導致失範型自殺。然而，迪爾凱姆亦似乎未能把自我型自殺和失範型自殺完全區分開來，反而指出兩者有着特殊的關係 ；而導致失範的社會混亂，亦可能與利他主義相結合，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這兩個對立面本身也可以統一行動。 換句話說，不論是自我型還是利他型自殺，最終也可歸納為失範型自殺。
觀乎富士康的非正常死亡事件，雖則可視之為自我型自殺，但最終也得歸類為失範型自殺。據相關的已公開資料所見，大部分非正常死亡員工在富士康的年資不長，由短至入職僅廿八天至約一年多。由此可見他們自殺並非在富士康受到長期的壓迫所致，而是人生中的一種轉折所引發的結果。他們年紀也較輕，全都是廿歲左右，但這可能是因為富士康只聘請這個年齡組別的青年員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是從外地來到深圳謀生的，計有湖南、湖北、江西、雲南、河南、安徽、甘肅等；而且一如大部分的民工那様，他們大都是學歷不高的農民子弟。他們一方面離開了熟識的生活環境和社會規範，另一方面又被完全陌生的工廠園區的生活模態所同化。故此，初步分析顯示，他們的自殺，主要原因還是不適應工廠園區的生活，和現實中面對的新環境與原先心目中的預期出現無法拉近的落差。也就是說，個人不能與外在環境相適應，致使個人之迷亂而導致自殺的行為，其具體表現為：
一、農村與城市的落差。這可循兩方面來理解，一是不能適應城市的生活，二是感受不到預期中的城市生活。事實是，每天十多小時的密集勞動，加上工作和生活均身處工廠園區，他們壓根兒無法「看見」真正的城市。
二、家庭與社會的落差。這群八十後青年與當代其他年青人一樣，自小受到家庭過度的保護，自尊心較重，難以適應富士康的管理和生產模式，因而出現從家庭到社會的落差。
然而，這等自殺的行為縱使可以歸類，但仍未能揭開自殺的謎底。迪爾凱姆認為，自殺既不取決於經濟基礎，也不完全由家庭背景決定，相反，社會關係的疏離是造成自殺的最主要原因。毛澤東也認為，一個人的自殺，完全由環境所決定 。這批從自身長大的農村環境進入完全陌生的城市，更準確點說是高度規範化的工廠環境，這種客觀環境的變化不僅造成心理上和精神上重大的落差，也造成了個體人格的離解，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Alienation）。
自殺是人格異化之否定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可以稱得上是提出現代意義上的「異化」概念的第一人。對於廿世紀的哲學思潮來說，「異化」是理解「人」的一個重要進路。「異化」源自法文「aliéne」，本意是「轉讓」；作為名詞，「aliénation」指異化的行動或狀態，亦有「情感隔離或離解」的意思 。十八世紀的法國，政治專制、民生困苦，科學猛進但道德墮落，加上一生顛沛流離的切身體驗，釀造了盧梭的異化觀，而自這概念提出伊始，便成為人道主義者批判資本主義去人性化的重要基石。盧梭認為，私有制導致人之異化，令到現代文明社會的人，與其真實需求和本性相異化。馬克思同樣認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導致異化。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提出的異化觀與盧梭可謂一脈相承。
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勞動力本身被商品化，成為可以在市場上買賣的商品。與此同時，資本家在市場上開列出來用以購買勞動力的價值，卻遠低於勞動者應得的價值，造成剝削，但勞動者本身卻未能覺醒到被剝削的現實，那是因為在生產勞動的過程中出現了異化。異化是馬克思哲學理論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從前，人們自耕其食，自織其衣，不僅满足生活所需，也着實體現人之為人的存在意義。但隨着生產力突破，工廠的出現，工廠工人在勞動過程中，變成私有制之下的資本家的生產工具，就如大型機器上的一件配件，一口螺絲。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模式下，產生四種異化：
一、生產過程的異化：自我實現的意義消失，取而代之的僅是賺取工資。
二、生產成果的異化：工人所生產的製成品成為處於工人對立面的「客體」。
三、工人之間的異化：每一個工人都變成資本家的生產工具，變成各不相干的孤立個體。
四、存在本質的異化：當工人在勞動的過程中，被化約成生產工具後，其作為人之為人的存在本質被異化了，也就是人之情感之離解。
這四種異化均可從富士康員工身上看得到，他們從農村跑到深圳只為賺取較高的收入，而他們所生產的高端電子產品，不僅與他們「毫不相干」，而且變成站在他們對立面的「客體」。《南方周末》實習生劉志毅在富士康「潛伏」廿八天後的報道便指出，每一個工人就「像每個零部件一樣」。 存在本質的異化，也就是人格的消失。但與其說是消失，不如說是如同勞動者在勞動過中應有的價值般被剝削掉。一如毛澤東指出，「人格這件東西，是由於對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決問題，是要意志自由。」 不幸的是，不論是在富士康的廠房還是生活園區，人之為人的自由意志都被剝削掉。富士康規模龐大，而且設有生活園區，從生產到生活都實施高度軍事化管理，工人連同加班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機械性的動作每天每時每刻都在重複。評論員張華便指出：
以深圳龍華廠為例，便擁有全亞洲最大，最高可提供六萬份餐點的中央廚房；有每年花費三千萬元人民幣為員工體檢的醫院；有花費七千萬元為員工免費洗衣的洗衣房。其目的只是為了保證員工每天的高效率工作。工作壓力本來就很大，工友間又異常冷漠，連同住室友也形同陌路。……在廠內，每個人都只是這個龐大賺錢機器的螺絲釘。
深圳媒體人李鴻文在網誌中透露，一名內地記者進入富士康當臥底前體格健壯，精神抖擻，但出來後卻是說話不連貫，自始至終都很緊張，感覺完全變成另一個人。該名記者後來透露，結束臥底辭職時，他與組長告辭，走出十來步，組長喊了一聲「回來」，他竟下意識地轉回頭。李鴻文指出，「在廠裏，人是機器，工人都是這台機器上的零件。他（該名記者）的思維方式和工人完全一樣了。可見富士康對人的改變！」
劉志毅在富士康「潛伏」期間亦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撼，但「那不是因為明白了他們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們如何活着。」 劉志毅在其報道中寫道：
「廠區裏一幢幢廠房整齊敦實地豎立，除開頂上用英文字母和數字組合起來的序號，便幾乎再沒什麽特質。廠房裏的機器，倉庫裏的貨箱，乃至流水線上著齊整工衣的工人們，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見廠房的窗戶裏探出兩張臉，一動不動，一直望著路上的人流。太遠，看不到表情，也聽不見聲音，那窗裏僅是兩個黑點。可站在他們的位置，這路上無疑也是一大群移動的黑點，無比巨大的白色廠房背景下，他們渺小而一致。……凌晨四點，聽到機器的隆隆聲從四面傳來，頻率穩定不息，那是這個工廠的心跳。工人們每天就在這種固有頻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飯，我此刻明白了為什麽我在沒有人催促的情況下會在工廠的路上走得那麽快，會在食堂裏吃得那麽急，雖然並不舒服。你就像每個零部件一樣。」
這些報調查報道和評論的結論，印證了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實實在在地發生在現今的工廠內。但諷刺的是，那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底下的資本家，設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廠。廠內的每一個工人都是這台賺錢機器的零件，每一個人在被這台機器同化，再沒有個性，人之為人的特質也沒有了，自我實現的空間也沒有了，自然人與生俱來的自由也沒有了，最後剩下來的是自我毀滅的自由。正如海德格所言，死亡是最本己而無可替代亦不能踰越的。
毛澤東曾指出：「嗚呼！不自由，毋寧死……街中被血灑滿，頓化成了莊嚴的天衢……人格也隨之湧現出來。」 而「自殺心理的發生，其發生之前，並不是想要自殺，乃是想要求生……社會之所以有自殺，是社會將他的希望盡行奪去，而給與以完全失望。社會盡行奪去某一個人的希望，而給與以完全失望，則某一個人必至自殺。」 當人之為人的一切特質被剝削殆盡，當作人之為人的繼續存在的希冀幻滅，當人格無法在存在狀態呈現，只有死亡能將人格重新呈現，實現人之為人之尊嚴，確認人之存在的本質。
結論：徹底改革
自殺由個人的行動變成迪爾凱姆所說的特殊的社會現象，需要出現一種質變的飛躍。根據唯物辯證法，「現實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具有質和量兩種規定性。質是一事物成為其自身並區別於他事物的內部所固有的規定性。……量是事物的規模、程度、速度以及它的構成成分在空間上的排列組合等可以用數量、次序表示的規定性。……任何事物都是質與量的統一體。」 馬克思認為，事物的發展是依循量變而質變再到新的量變而質變的定律，從而令事物不斷發展前進。量變是指數量的增減變化。質變則是性質根本上的突變，是一種飛躍，即由一種質內部固有的規定性變為另一種質的屬性。
雖然自殺事件是一個主體生命的自我終結，但結束生命這行動，卻不一定是其行動的主觀目的或唯一逹至的客觀結果。自殺可以是一種訴求、控訴，又或是殉道、犧牲。自殺可以是向當下社會的一種無聲的控訴。馬克思在《珀歇論自殺》（Peuchet: On Suicide）中便指出，雖然自殺被視為懦弱、違反法律和社會規範，以及不榮譽的行為，但自殺的存在，卻恰恰是對這些膚淺的指控公然的抗議。 雖然馬克思沒有直接引用異化一語，但在《珀歇論自殺》一文中，馬克思卻明確地點出異化是導致自殺的原因。 例如在文中提及的一宗個案中，一位丈夫視妻子為他的資產而不是一個擁有自由意志的人。雖然馬克思與迪爾凱姆同樣認為不良的社會狀態導致自殺行為的出現，但處於失範狀態的人與社會完全斷絕，而異化了的個人則是完全被社會所同化，從而與其真正的本質斷裂。觀乎富士康的員工，不僅處於失範狀態，也同時被異化，因此，「自殺決不是反常的行為，因為……反常的現象是不會發生的。」 當自殺個案的數字累積至一定數量的時候，便足以逹至質變的飛躍，變成了備受認同、自然而然的行為，也就是自殺者認同並履行其自殺的義務而成為一種強制行為，由原先的失範型或自我型自殺，演化為利他型自殺，往生者成為了為其他工人的前途、為控訴社會或工廠的不良狀態、為重拾人之為人的尊嚴而作出的犧牲，這批工人的死亡，一躍而成為「殉」，為人格之重新呈現，為其他工人之覺醒而「殉身」。
問題是，這股趨勢會否和如何停下來？馬克思的答案是徹底改革當前的社會。對於富士康的工廠和生活園區而言，也就是必須徹底的改弦易轍，解除一切導致人之異化的條件。馬克思指出，「一個人生活在千百萬人之中竟感到極端孤獨，一個人竟能被不可動搖的自殺念頭所征服而無人察覺，像這樣的社會實際上是個什麼東西呢？這種社會不是個社會，正如盧梭所說，它是野獸棲身的荒漠。」 這種孤獨感正正從富士康的員工的身上反映出來，正如劉志毅所言 ，這實非一家工廠的內幕，而是這一代工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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