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也罷課

曾經，有一個十歲孩子，進入私塾兩年後，知曉了在課堂上背書的禮節，但有一天上午，當先生叫到他的名字時，他竟在座位上紋絲不動。他開始了對這些繁縟禮節的反抗。他當時說：「既然我坐着背書你也聽得清楚，那麼為什麼我要站起來背呢？」氣得臉色煞白的先生命令他服從老規矩。這個孩子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老師跟前，然後坐在凳子上，以平靜的、挑戰的目光望着他。忿怒了的先生用力拉孩子站起來，但孩子掙脫了，然後跑出了私塾。三天後，孩子終於被找到了，他才不情不願地回家。這孩子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

若干年後，毛澤東對斯諾說：「回到家裏以後，我驚訝地發現情形有了一些改觀。父親稍微比過去體諒些了，先生的態度也比較溫和些了。我的抗議行動的結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是一次勝利的『罷課』。」（《毛澤東傳（1893-19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

後來到了五十年代，毛澤東這樣看罷課：「對於人民鬧事，有主張用老辦法對付的，就有幾個地方叫員警抓人。我説，學生罷課叫員警抓人，這是國民黨的辦法。」（《毛澤東離京巡視紀實1949-1976》，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袁小榮編著。）

中共是「運動」高手，罷課更是看家本領之一。事實是，罷課從來都不是違法行為，何來舉報之理？反對罷課，是「政治不正確」的。罷課也者，是學生為實現某種要求或表示抗議而集體停止上課。蔡元培在《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中便提到：「 北京國立各校，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公立各校，常常為經費問題，鬧『罷課』。」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九月八日發起 《學校家長救救孩子》行動，設立一條電話熱線，讓知情市民，包括教育工作者、家長或學生，就個別校内有人策動和招攬參加罷課或佔領中環，向熱線提供資料。事件引發白色恐怖，社會強烈反彈。熱線的恐怖，在於摧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恍如文革批鬥。

這次罷課源於學生對人大常委會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的不滿，希望以行動促使特府以至人大常委會回應。事實是，校方又怎會不知道學校有學生參與罷課？大聯盟憑公眾「報料」再知會校方，豈非枉作小人？

假如香港政改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不容國外干預，同理，校內的事，也毋須周遭的人說三道四。正如男拔校長鄭基恩在「臉書」上的留言：「拔萃弟子的事、拔萃山上的事，是我們自己的事。周邊的人，謝謝關心，不用你們操心。」誰是「周」邊的人，不言而喻。

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九月十日會見傳媒時直言，設立舉報熱線並非良法。他說：「現在香港社會大家分離得很厲害，你說白我就說黑，你說黑我就要說白，我看到這不是一個好的象徵，不是好方法凝聚我們社會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李國章認為，學生罷課無法改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但指出若「佔中」或罷課能改變中央的立場，他亦會參加。這意味甚麼，香港人，你懂的。

曾偉強

二○一四年九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