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31 October 2014

赴京之路行不得


香港學生在街頭搞了幾個烏托邦式的小社區,爭取西方的民主,但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了原處,計劃上京告御狀,不禁教人無限欷歔,難道中華人體內永遠烙有人治的基因?

佔領運動自九月二十八日啟動至今,原先設計的「佔中」,可以說從未發生,而弔詭的是,不論特府還是中央,卻依然以不存在的「佔中」為打擊對象。然而,膠着的結果,趨向悲觀。事實是,退場不需要藉口,亦不等於放棄了理想。

學生堅持公民提名,並且認定梁特的報告誤導中央。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英、法、美、日、俄、德、意」也沒有公民提民。至於梁特報告,實質上只是形式,不是人大常委會決定的依據。人大常委在「政改第二部曲」偷步定下框架,只說明中共人治的一面,從來不談程序公義。

現實是,人大常委會只是按照中央的旨意作出決定,而基於「人大常委會的權威源自她的權威­」的中共式邏輯,人大常委的決定真的不可撼動。但《決定》對於提委會的組成留白,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在不變之餘,又是否可以彈性處理,也值得深思。在堅持公民提名之外,又是否應爭取成立政黨法,讓政黨推薦入閘,提委會提名出閘呢?其實,在政改議題上,除了公提,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方向。

話說回來,學聯計劃在北京十一月十日舉辦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赴京表達訴求。國家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十月三十一日回應時表示,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佔中」,並說:「同樣的在國內,中國執法部門也將依法處理各方面的事態」。這個「依法處理」可圈可點。

然而,赴京告御狀的想法,卻又背離法治精神,亦有違爭取西方民主的理念。也許,將「德先生」(democracy)譯作「民主」,本來就是個美麗的誤會。這個且按下不表。

數千年來,即使改朝換代,中華人對「青天老爺」總有一種特殊的情意結,而「老爺」常有,「青天」難求。一直以來,奉天承運的「皇帝」,便是百姓心中最後的「青天」。但遠在京城的皇帝往往不知道地方疾苦,加上奸臣瞞上欺下,因而有告御狀的出現,直接向皇帝申冤。

告御狀,古代稱為「叩閽」,「閽」即「宮門」,意即直接跪拜宮門或叩謁皇帝。在「皇權」至高無上的時代,允許老百姓告御狀也屬「德政」。而這項「德政」起源於儒家的治國理想。《周禮‧秋官‧大司寇》便有「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煢獨、老幼之欲有複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的記載,引伸為「肺石聽辭」一說。

所謂「肺石聽辭」,即百姓有冤,可以立於「肺石」之上向周朝主管司法的大司寇申訴。「肺石」就是紅色的石頭。「立於肺石」就表示控告者「赤心不妄告也」。「肺石聽辭」也因而成為後代「叩閽」制度的理論依據和榜樣。

告御狀不僅反映出中華人對天子的迷信,也說明在中原大地,人治永遠在法治之上。著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的李典蓉博士告訴我們,告御狀只是「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員,百姓不信任地方官員,地方官員也不信任百姓的循環裏,百姓只好相信皇帝」的無奈。

不過,據《明報》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四中全會發表講話時表示:「香港是我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必須接受中央管轄,這一點不可能有絲毫動搖。有人想在那兒『翻天』、想借政制發展使香港脫離中央管轄,那是我們絕對不能答應的,也是絕對不能得逞的。」

「翻天」者,造反也。這說明習總書記已認定佔領行動就是「港獨」,甚至是要推翻中共政權。雖然這是一個嚴重錯判,但卻是中共從上而下發出的明確信息。學生們深信習總書記以及中央被蒙蔽,被誤導,因而有上京直接表達訴求的想法,但立足於人治的告御狀,與爭取西方民主卻背道而馳。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一月一日

Wednesday, 29 October 2014

梁特提早變跛腳鴨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現在特府在梁特領導下,政不通,人不和,還需要中央由出口變出手,懲罰不支持梁特的田北俊。中央當然以為可以收殺一儆百之效,但事實是,這樣只會讓人看清楚梁特的脆弱本質。

筆者曾經出席在大陸舉行,由大陸學術組織舉辦的研討會,出席人數二、三百人,來自不同省市,但筆者認識的,不過是同行港人,和個別領導,其他與會者可以說是全不認識的。

問題是,在北京,投票贊成免除田北俊全國政協委員身分的二百六十多名全國政協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認識田少呢?也就是說,投票只是形式,結果早已決定。

正是冰封三呎非一日之寒,田北俊在廿三條一役倒戈,亦在特首選戰中全力反梁,更與梁特事事對着幹,也曾在答問大會質詢梁特會否因政改而辭職。中央看在眼裏,早已有氣,如芒在背。這回藉詞違反決議,免去田北俊全國政協委員職務,正是欲加之罪,但卻被處以「殛刑」。

這次是全國政協首次引用政協章程第二十九條撤銷委員資格,根據第二十九條,政協委員「如果嚴重違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或全體會議和常務委員會的決議……分別依據情節給予警告處分,或撤銷其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或地方委員會的資格。」不禁問,要求特首考慮辭職,情節真的如此嚴重,在沒有警告下,即時撤銷其政協委員身分嗎?

然而,假如特區首長需要全國政協通過決議,才可以令一眾政協委員支持,這又說明甚麼呢?說明梁特管治的脆弱本質。試問毫無誠信,如何取信於民?威信蕩然,又如何服眾?而不論是立法會還是政府,都在不停空轉,香港已進入管治真空。而現在竟然勞動中央出手,為他助拳,只能說明一個事實,香港的實質管治已由中央接手。

另一方面,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成立智庫,表面挺梁,實質造王。而與此同時,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亦已為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高調熱身。在中央和梁錦松兩股力牆之下,梁特顯然已提早成為跛腳鴨。

事實是,就任兩年多以來,梁特唯一成功做到的,是撕裂香港。可以想像的是,往後兩年多的任期,只會更加舉步維艱,不但無法癒合被撕裂的香港,亦無從修補建制派內的裂痕。反而田北俊被免去全國政協身分,日後發言更加無有顧忌,真的可以暢所欲言。這正是梁特只會樹敵,只顧鬥爭的活生生例子。

這裏帶出另一個問題,身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香港權貴,不論處事還是發言,也有可能出現角色衝突。這次田北俊要求梁特考慮辭職,無論是從一名香港市民,還是從立法會議員的角度看,都是合情合理的,但卻被指違反決議而遭懲處。由此觀之,一眾港區人代政協,又是否不應該涉足香港的政壇呢?

從另一角度看,田北俊只是「直諫」,而政協的角色,理論上就是向中共表達不同意見,發表諫言諍言,這又何罪之有呢?歷史告訴我們:「納諫則興,拒諫則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七有這樣的記載:「咸以為朝廷雖名求諫,實惡人論事,豫設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當今天子是否真的「惡人論事」,公眾應該看得很清楚。

說到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不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下,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實在容不得不同的聲音。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Tuesday, 28 October 2014

「不好意思」是甚麼意思?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日,筆者游走澳門三大古廟:蓮峰廟普濟禪院、媽祖閣,發思古之幽情,悟人生之哲理。不過,對於只會到海德公園拍家庭照的梁特來說,恐怕不會明白宗教與旅遊的關係已密不可分。

殿堂級德國社會學家兼經濟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其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便從社會學及宗教層面,指出「教派是一種聯合體,提供了教派成員進入資產階級的媒介,有助於擴散和保持資產階級中的資本主義精神」。

由雲南大學出版社出版,孫健靈著的《宗教文化與經濟發展》,便引述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指出,宗教與經濟是「影響人類行為的兩種最持久、最經常的力量」,而這兩種力量的關係不僅在人類歷史上難分難解,即便在當今社會中依然相互纏繞,可謂「剪不斷,理還亂」。

梁特也可能不是球迷,因為不論是現瑒還是看電視直播,眼球絕對躲不過贊助商大型廣告的攻擊。而在剛過去的巴西世界盃,根據巴西經濟研究協會基金會的研究,估計世界盃為巴西經濟注入約一百三十四億美元。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在二○一○年到二○一四年期間,世界盃為國際足協帶來的整體收益便達到四十億美元。體育經濟一體化,亦早已成為常識。

事實是,體育經濟學近年在國際上備受重視,體育本身所蘊含的巨大經濟功能與價值愈益受到認同。大陸也剛剛頒布新政策,表明要把體育作為推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藉發展體育產業帶動消費,務求在二○二五年,把體育產業從現行的三千一百億元人民幣規模,擴大至五萬億元。

然而,梁特卻似乎住在另一個星球。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梁特在香港國際機場出席仁川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中國香港代表團返港歡迎儀式後會見傳媒時說:「我們的選舉制度的設計,《基本法》說得清楚,是均衡參與。……我們並不是向任何一個界別或者任何一個階層有任何的傾斜……有一些界別它沒有任何經濟貢獻,譬如說宗教或者體育,它在我們的選舉制度當中亦有參與,這使得我們是均衡參與。」

此語一出,教剛剛與他大合照的一眾運動員情何以堪?無怪乎行政長官辦公室連夜發表聲明「 補鑊」,表示「行政長官……是要說明過去的選舉委員會和未來的提名委員會,都必須實踐《基本法》中的均衡參與,體現不同界別的社會功能,而不是以人數或經濟價值來分配委員人數。」而梁特也在十月二十六日發表題為〈特首盃慶功〉的網誌,重申「自競選特首以來,一直大力提倡體育的三化:盛事化、精英化和普及化。」並且「衷心祝願香港體育界繼續興旺發達,全體市民注重運動,發揚體育精神。」

不過,香港體育發展的「三化」,實始於二○○二年民政事務局發表的體育政策檢討報告書《生命在於運動》,因循的特府一直將之掛在口邊,但卻毫無寸進。梁特亦不過是順手拈來「講住先」。而特府對運動員的所謂重視,也止於發出千篇一律的新聞稿,讚揚得奬運動員而已。

梁特十月二十八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再一次主動「解畫」。他說:「我早幾日講的問題的範圍,就是在我們的政制設計當中『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的問題。我知道我的講話有些地方是應該說得清楚一點,引起基層朋友、體育界和宗教界的關注和有一些誤解,不好意思。」那即是說:「我沒有錯,錯的是你們誤解了我。」

他接着說:「我講的範圍是『均衡參與』和有『廣泛代表性』,這是《基本法》的要求。意思就是每一個界別都需要我們重視,我們不應該因為那個界別或者階層的人數多少,或是它的經濟貢獻而有甚麼傾斜、重視或是不重視。」假如梁特的「想法」和「講法」真的出現如此大的落差,不禁教人合理地懷疑梁特的腦袋出現了狀況。

問題是,月入一萬四千元以下的廣大市民的聲音和意願,如何在提名委員會內反映呢?如果不是看經濟力量,又不是數人頭,那麼四大界別又是如何定出來的呢?香港是奉行資本主義的,經濟掛帥實理所當然,大亨治港亦無可厚非,只不過回歸以後,由一批大亨換了另一批大亨而已。

梁特企圖以「語言偽術」掩飾選舉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向商界傾斜,保障資本家利益的事實,只會愈描愈黑,甚至動搖四大界別的「合理性」。一句「不好意思」,到底是甚麼意思呢?「三」個字:死不認錯。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Wednesday, 22 October 2014

死在自己的床上


人到底有沒有權利選擇死亡?如果可以的話,你又會選擇死在哪兒?英國牛津郡退休教師,八十六歲的戴維斯(Jean Davies)便選擇死在自己的床上。

戴維斯並非末期病人,但卻百病纏身,經常無故暈厥,而且長期背痛,因而厭世尋死。戴維斯希望死得有尊嚴,但英國不容許安樂死,而她希望死在自己的床上,與家人和家庭醫生商量後,決定以絕食斷水的方式結束生命。戴維斯明言這是她唯一的選擇。

她說:「我沒有做違法的事,亦沒有做錯。但我沒有其他選擇,其他的死亡方法,不是觸犯法律,便是要前往瑞士尋求協助死亡。但我只希望死在自己的床上。」

今年(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戴維斯進食了由她女兒焗製的甜點,和喝了一杯茶後,便開始絕食。她死於十月一日,十月十六日舉行葬禮。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十月十九日在頭版報道了她的死訊,並在內頁以全版篇幅報道她的故事,形容戴維斯是「協助死亡運動的國際領袖」(an international leader in the assisted dying movement)。

戴維斯並非尋常的退休教師,她畢生致力推動安樂死合法化和倡議死亡權利(right-to-die)。她一九九七出版了名為《Choice in Dying》的書,推廣死亡權利。而在明年一月出版,名為《 I'll See Myself Out, Thank You.》的書中,戴維斯(作為該書的其中一名投稿人)寫道:「當那個時刻到來,我會躺在床上,絕食斷水,將所有塵世的事情安排停當…… 這樣可以免除自己因病而承受的痛苦,讓我得以自主自己的命運。」

戴維斯不僅是「尊嚴死協會」(前稱「自願安樂死協會」)的終身會員,也曾是該會的主席。她是國際死亡權利協會牛津分會的創會會員,並於一九九零年成為該會的主席。除了英國和歐洲,她也曾出訪多個國家,推廣安樂死和死亡權利。

雖然戴維斯的死被視為老者理性自殺的典範,但她的死亡過程卻一點也不好過,她自己甚至以「地獄」來形容。不過,在她死前的最後四天,表現平和安祥,一直由兒孫陪伴在旁;死前一天更是整天掛着笑容。

戴維斯之死再一次掀起安樂死的討論。事實是,英國人爭取安樂死立法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過。十一月七日,由福爾克納男爵(Lord Falconer)提出的安樂死法案,會在英國上議院進行三讀辯論。這是英國過去八年,第四次提出的安樂死法案。

一項最新的民調(YouGov poll)顯示,英格蘭和威爾斯百分之七十三的成年人支持通過該法案。

福爾克納男爵提出的法案以美國俄勒岡州的尊嚴死法為藍本,讓末期病人申請處方藥物,在自己認為有需要時,自行了斷。去年俄勒岡州共有約三萬人死亡,一百二十二人透過該法取得處方藥物,其中七十一人最終服藥而死。

英國去年共有約四千五百人自殺,其中三百三十二名死者是末期病人,另有二十五人前往瑞士尋求協助自殺。

支持福爾克納男爵提出的法案的人認為,該法案一旦成為法例,可以有效地分辨出那些並非真正求死的人,例如抑鬱,從而及早提供協助,避免不應該發生的自殺個案。

反對法案的人則認為,有研究指出,容許安樂死的地方,包括荷蘭、比利時、瑞士等地,有濫用安樂死的趨勢;他們亦擔心一旦社會環境逆轉,例如出現經濟衰退,老病殘弱會承受安樂死的壓力。

今天,死亡和死亡的過程大都在醫院內發生。病人被異化,變成「個案」,得不到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對待和尊嚴。瀕死的病人躺在不知有多少人躺過的陌生病床上,在陌生的醫護面前,承受着不必要的痛苦,生命的餘日被人工地延長,以星期,甚至以月計算。

病人彌留之際,往往沒人知道,只有空虛寂寞。而早已失去了靈魂的軀體,無意義地存在着,到底醫院延續的是甚麼?死在自己的床上,在兒孫簇擁下,滿臉笑容地離世,對於現代人來說,可能有點奢侈,但卻是人類心底裏,原始的渴望;亦是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


曾偉強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