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進圖遇襲案

《明報》前總編輯、世華網絡資源有限公司營運總裁劉進圖，二○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許，於距離西灣河水警總部約百米外的太康街路邊，被兩名刀手伏擊，背部及雙腿共中六刀，傷重危殆，被送往東區醫院搶救。

 

這宗案件幾乎將財政預算案完全掩蓋，特區政府亦高度重視。梁特隨即發表聲明譴責，下午帶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前往東區醫院探望劉進圖，其後向傳媒重申，香港是個守法和法治的社會，絕對不會容忍任何暴力行為。

 

當被問到劉進圖遇襲是否與《明報》調查中央官員的財產有關時，梁特如錄音機般重申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但表示不揣測劉進圖遇襲的原因，已要求警務處處長及香港警隊全力破案，盡早將兇徒緝拿歸案，讓真相早日水落石出。口徑與中聯辦及內地媒體一致。

 

中聯辦副主任楊健二月二十七日出席春茗活動，事先張揚會回應事件，但除了回應鳳凰衛視記者一條問題，表示支持特區政府全力緝兇以外，對其他傳媒提問一律拒答。內地《環球時報》同日亦發表社評，強調作為內地媒體，也強烈譴責針對香港傳媒的殘暴行為，但文章重點在於「提醒」讀者在未抓到兇徒前，暗示某些人或力量是幕後黑手極不負責任，還斥責本港有人把劉進圖遇襲與《明報》之前的報道掛鈎。

 

假如將「劉進圖」三個字抽開，公眾、特府和內地的反應會否如此高調？答案當然是不會。事件不獨令港人震驚，也引起海外傳媒高度關注，包括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英國廣播有限公司（BBC）、《衛報》等，均有大篇幅報道及即時網上更新。但值得留意的是，《紐約時報》引述澳洲評論員Carolyn的話，指黑幫襲擊傳媒人在香港非新鮮事。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亦發表聲明，對劉進圖遇襲表示震驚。雖然聲明表示未有任何證據證實事件與早前ICIJ和《明報》關於中央官員涉嫌有離岸金融秘密資產的調查報道有關，但認同這揣測反映不少香港傳媒對新聞自由受到接連威脅感到不安和憂慮。事實是，多年來涉及香港傳媒的暴力和恐嚇案件從未偵破，實在耐人尋味。

 

正如《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指出：「問題是，如若有線索指向內地，梁先生又是否願意追緝行兇者和協助他的人」，縱使梁特已「致電警務處處長，要求警務處處長及香港警隊全力緝兇，早日將暴徒緝拿歸案，將他繩之於法。」這裏的一個「他」字卻又惹人無限遐想。

 

在事發後的第二天，即二月二十七日，梁特出席香港公開大學賽馬會校園銀禧學院啟用典禮後再一次主動向傳媒談及劉進圖，然而，這一翻話卻有點令人摸不着頭腦。他煞有介事地說了一翻甚麼「會盡最大努力，我們希望能夠促進劉先生早日康復。」之後，話題一轉，說「由於劉進圖先生現在需要的就是多點休息，因此，他的家人亦向特區政府的官員同事提出，因為知道很多特區官員和劉先生都是朋友，亦關心他的傷勢，他的家人提出，因為他現在需要休息，所以婉拒大家的探訪。」

 

事實是，當天前往探望劉進圖的人絡繹於途，除了同事親友，還有財政司長曾俊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和陳婉嫻，當中涂謹申更逗留約兩小時。翌日，即二月二十八日，前往探病的還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多名立法會議員，包括黃毓民、李慧琼和梁繼昌，以及自由黨多名成員。

 

由此觀之，劉進圖雖然的確需要休息，但不等於謝絕探訪。假如梁特所言屬實，則劉的家人又是否「被婉拒」官員的探訪？一個可能是梁特本身想令案件與新聞和言論自由劃清界線，並下令官員封口。無怪乎即使張炳良不理禁令前往探病，也沒有從正門進入，亦沒有回應傳媒提問。

 

梁特一方面高調作勢緝兇，另一方面卻又與事件劃清界線，一句「不揣測」，將新聞和言論自由從事件中抽離掉。事實是，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從小食店倒下說起

價廉物美的港式傳統美食小店，是不少香港人生活的部分，然而，除了旺角及銅鑼灣傳統旅遊區的街頭小食面對加租潮，其他地區的小食店也面對同樣困境。北角街坊美食亦有不少區外市民慕名光顧，有名的「北角三條龍」街坊食店，不敵大幅加租，最終難逃結業厄運。

 

自由行旅客為香港帶來不少收入，但也在壓縮港人的生活空間。也許香港人真的太功利，令到舖租節節上升，小本經營的個體戶難以維持收入，愈來愈多小食店無奈結業，不僅衝擊街頭小食文化，也為本土人文風情敲響警號。

 

從前，我們稱旅遊業為無煙工業，是當年財政司的魔術棒。今天，自由行從胡蘿蔔變成港人頭上的大棒。從前，旅遊是體驗當地風土人情。今天，自由行向香港輸入內地文化，洗刷本土情懷。

 

不知從何時起始，香港成為旅遊城市，無限量接待入境旅客，整個香港似是為旅客而存在，忘記了七百萬港人仍在小島生活。從前，不論是否英語地區的遊客，都會以英語跟我們溝通，因為英語是國際語言。今天，我們要以普通話跟內地來客對話，因為他們不懂廣東話。

 

旅遊不僅在於觀光購物，也是一種文化交流，但當交流越過了火位，便變成一種文化侵略，輸出本國文化，蠶食別國風土。自由行帶來的，不只是消費，而是內地文化思維的步步進迫。香港從來都歡迎旅客，但抗拒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權。

 

抗拒內地遊客不僅在香港發生，全世界的名城都會都在醒覺，中國大陸旅客帶來的破壞。無奈的是，全世界都在中國化，除了使用普通話人民幣，也在無聲無色間被內地人同化，行為舉止在不知不覺間改變。因為語言決定我們的思維模式。

 

以「蝗蟲」形容內地來客當然帶有貶義，但部分上海人也以「蝗蟲」比喻非滬籍高中生。「蝗蟲」論可追溯至十九世紀，英國旅遊家立德（Archibald J. Little）描述過：「中國人永遠像蝗蟲一樣，凡經之地寸綠不留」。另一例子是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的《時代雜誌》，將當時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與大量蝗蟲作為封面人物，表達當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猶如蝗蟲般湧入朝鮮半島。

 

自由行已非旅遊問題，而是生活問題。港人的衣食住行均受到嚴重衝擊和壓縮。每一天，在任何地點，都找到而且是堆滿自由行來客的影蹤。業主加租，零售加價，地鐵迫爆，掠奪香港社會資源、侵蝕香港核心價值。

 

弔詭的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出席無綫電視節目「講清講楚」時表示，解決道路擠塞問題，始終要控制汽車增長，政府會展開全面研究。然而，同一道理，卻不能套用到內地來客身上。同一個政府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邏輯，這是香港人的悲哀。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廣東道「驅蝗」事件

二○一四年二月十六日尖沙咀廣東道的「驅蝗」行動，由「反赤化‧反殖民」在網上發起，事件不僅讓港人再次聚焦中港矛盾，亦激化香港內部矛盾。事隔一日，一司三局長齊聲讉責，梁特則在二○一四年二月十八日向傳媒放話，聲言依法跟進。

 

當天約有二百名市民響應網上號召，參加「驅蝗」行動，沿途高叫「減少自由行，放過香港人」、「放寬自由行，香港快陸沉」等口號，指罵內地旅客是「蝗蟲」，抗議「一簽多行」導致內地旅客過多，令香港不勝負荷。期間與反「反蝗」的「保衛香港運動」和「愛港之聲」在廣東道隔空對罵，引起混亂，警員須以鐵馬分隔兩批人。

 

在下不認同激進的行為，亦不認同一刀切針對內地來客，但對「反蝗」者的激憤深表同情。然而，不知道是政府尚未弄清楚事件的本質，還是刻意誤導。把事件歸結為旅遊事件，是「很小撮份子的激烈行為……不代表我們不歡迎內地的遊客訪港。」梁特亦首先重提香港旅遊業接待能力的問題，強調「本屆政府一直是十分重視的」。

 

事實是，這次事件不是純粹的反自由行旅客，亦不是旅遊業的問題。發起組織的名字其實已點明事件本質，就是「反赤化‧反殖民」。香港人已逐漸感受到西藏和新疆人民所身處的「霧霾」。中央以種種手段赤化西藏，例如大量移民，以普通話取代藏文教育。如此種種情狀，也正在香港發生。

 

問題的本質在於香港被納入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香港正在被內地同城化。香港不再是中國境內的國際都會，而是實實在在的內地城市。事實是，內地來客已超出旅遊的範疇，事件亦已從經濟層面提升至政治層面。「驅蝗」行動只是情緒宣洩，梁班子卻罔顧事實，高調壓制而不加疏導，結果只會適得其反，令激烈行為愈加激烈。

 

梁特二○一四年二月十八日出席行政會議前向傳媒表示，「本屆特區政府」着力增加接待旅客的設施，例如重新規劃港珠澳大橋的人工島，興建大面積購物設施，減輕傳統和北區購物區的壓力。但他同時指出，每天有十八萬香港人從陸路口岸進入深圳，而長期在內地工作、就學或定居的亦有數十萬人。兩者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卻說明一個事實，就是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已然成形。

 

梁特作出的結論是：「針對遊客的行為，無論是針對內地遊客或外國遊客的一些滋擾，甚至不法行為都應該受到讉責，有違法的地方，特區政府是會依法跟進的。」這是否表示在梁政府治下，以激進手段宣洩不滿，和作出不禮貌行為亦等同違法？

 

事實是，香港旅遊發展局同日公布，二○一三年香港錄得近五千四百三十萬人次旅客訪港，當中內地旅客佔七成半，約四千萬人次，但其中過夜客只有約一千七百多萬人次。數字是最佳的證人，即約有二千三百萬人次的內地來客是即日來回的。這正正反映出香港被納入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事實。而當局亦必須釐清這些不過夜來客來港到底所為何事？

 

值得一提的是，《大公報》二月十七日便將事件定性為「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成員透過網絡，發動「反中國自由行」示威遊行。但究其實，「港人優先」卻正正是梁特的施政方針。

 

梁特二○一三年九月三日出席行政會議前便向傳媒表示：「在競選期間，以及在整個施政當中，都是『港人優先』的。『雙非孕婦』來香港產子零配額，是我提出，我切實執行，而且有效的；『港人港地』是我提出的；深圳非戶籍居民來香港『一簽多行』，這個是我……叫停的等等。所以這些全部都是事實。下去，我會繼續以『港人優先』來推動香港的施政。」

 

假如「香港人優先」就是攪「港獨」，則梁特應是「港獨」第一人。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重視」新聞自由

從晨早節目被調至傍晚時段約三個月後，名嘴李慧玲終於被通知即時離職，離開工作了九年半的商業電台。被解僱翌日，即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李慧玲召開記者會，表示自梁振英即位後，她便開始感到政治壓力；並憶述一名認識梁特，亦與她相識超過十年的朋友曾叫她「小心份工」。

梁特當日即時此地無銀，有的放矢地表示「從來沒有向任何人在任何時間提過關於李慧玲小姐在商台的職位或職務的任何事情。」並聲稱十分重視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觀乎短短八十字的回應，字字當真，並無虛言。然而，當記者問到他是否「最憎李慧玲」時，他卻沒有回應。

首先，他可能真的沒有亦沒有必要向任何人在任何時間提及關於「李慧玲在商台的職位或職務」的任何事情，因為他可以讓其粉絲以無限想象力去發揮。正如宋高宗趙構不用說出「岳飛」二字，秦檜便懂得以「莫須有」的罪名處理岳飛。梁特更加不用提及商台，自然有人為他出謀獻策如何箝制這家需要政府發牌續牌的私營機構。

至於新聞自由，《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便清楚寫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梁特重視新聞和言論自由當無疑問，問題在於如何落實而已。

就在梁特聲稱重視新聞自由的前一天，無國界記者公布了《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二○一四》，香港由五十八位下滑至六十一位，平了○七年的最低紀錄，比起○二年首次排名的第十八位，十二年間大跌四十三位。

香港的新聞自由的確值得香港社會重視。商台解僱李慧玲，絕對不應以個別事件視之。香港新聞自由在倒退，第四權岌岌可危。《德國之聲中文網》更形容「香港傳媒受打壓已到滾水煮蛙地步」。

《信報》、《明報》先後更換總編輯，兩者看似無關，卻又絕非偶然。有報章縮減評論版篇幅，變相收窄批評政府的空間。加上《蘋果日報》、《AM730》被抽廣告，連串事件反映一個事實：政府在嚴肅處理主流媒體，清除主流媒體的反對聲音，全面操控輿論。《信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便在該報專欄指出，《信報》一名記者指出香港新聞工作者愈來愈習慣自我審查和來自北京的壓力，「你要麼接受現狀，要麼辭職」。

有政界中人向媒體透露，整個行動是北京授意、梁特執行，由邵善波策劃。邵善波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後，便開宗明義要打「輿論戰」、直接參與掌控輿論走向，更直言要用「任何合法嘅途徑」打輿論戰。「合法嘅途徑」，就是以政治、經濟壓力逼傳媒就範。除了對付主流媒體，還有對付非主流媒體的版權條例。

順帶一提，香港電視網路遭香港政府拒發免費電視牌照後，香港政府曾引述顧問報告的理據解釋不發牌決定，但負責為免費電視發牌撰寫報告的威普諮詢顧問亞洲區總監伍佩瑩，卻公開指摘梁特與行政會議審批免費電視牌照時，扭曲顧問報告原意。在二○一四年農曆新年前，伍佩瑩突然離職。

據《自由亞洲》報道，威普意大利總公司接獲一名自稱專業顧問、署名「Alex T Pugh」的投訴信，批評伍佩瑩單方面披露報告內容，「違反顧問規矩，破壞合約保密精神」。威普創辦人Giorgio Rossi Cairo來港跟進事件，其後通知伍佩瑩須辭去亞洲區總監一職。

記得梁特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回應伍佩瑩的指摘時，也聲稱會「認真跟進及處理」的，難道這個就是梁特跟進的結果？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誰人未富先驕？

特首一言，快馬加鞭。梁振英甲午馬年復工第一日，即拋出一句「未富先驕」，不但令人摸不着頭腦，更令全城嘩然。香港人怎說也不算窮，更加從不自滿，亦不會盛氣凌人。梁振英此言，不是反映現實，而是展現其「真性情」，指摘他心底裏如鯁在喉的「刁民」。但話已出口，亦意有所指，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未富先驕」？

在梁振英度假期間，有政黨建議向陸路入境非本港居民徵收入境稅，從而控制入境旅客人數，遏止水貨活動，亦有利於提升旅客質素。雖然只是建議，但特首梁振英二月十一日首天復工，便即時回絕該項建議，並拋出一句港人不應「未富先驕」，此語一出，全城為之愕然，百思不得其解。

 

梁振英二月十一日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主動向傳媒放話，指出每日約有十萬名外地訪客，主要是內地居民通過陸路口岸進入香港，但每日有十八萬名香港居民通過陸路口岸進入內地，當中不少是在內地工作、生活、讀書的。因此，若內地同樣對香港人實施陸路入境稅，香港便會得不償失。

 

特首似乎尚未弄清楚入境稅建議的本質，在於遏止旅客人數和打擊水貨客。向遊客徵稅的做法亦不是新鮮事物，不丹便向所有旅客徵收每人每天二百美元的「人頭稅」。威尼斯也在考慮徵收「入城稅」，事實上威尼斯已經實施徵收「廁所使用稅」，針對的是旅客，而不是工作、生活、讀書的市民。

 

其次，梁振英提到「每日有大量香港人進入內地，而他們這些活動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亦是香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這倒要問一問經濟學者，香港人在內地消費怎能計算在香港的經濟活動之內？

 

建議可以討論，落實與否不重要，但必須以理服人，在權衡輕重之後才作出適當的決定。觀乎梁振英「未富先驕」之言，香港還餘下多少政策醞釀和討論的空間？

 

事實是，香港人是「富」的，梁振英不能妄自菲薄。說香港人「未富」，事實是，香港正在依賴比香港更貧的內地人推動經濟。根據二○一三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香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逾三萬八千美元，比中國大陸的六千六百多美元高出近六倍。另一國際機構VISA亦指出，截至二○一三年九月，全港VISA尊貴信用卡用戶按年升百分之九，相關交易額升了一成四，足證港人之「富」。

 

假如未富不能驕的話，內地旅客便更加不能驕，但事實卻剛好相反，面對直線上升的內地豪客，香港人不僅只能忍氣吞聲，就是日常生活亦已受到嚴重影響。相對於香港人，內地人才是未富一族，但其氣粗卻令人側目。

 

然則，梁振英何以斷言港人提出陸路入境稅是「未富先驕」？也許，他壓根兒不明白自己到底在說甚麼，因為那是其他人給他照本宣讀的。也許，那的確是梁振英的心底話，他一向自言「不會自滿」，亦以「自由行之父」自居，任何衝着自由行而來的言論均等同衝着他個人而來，說穿了就是個人面子問題。那麼，陸路入境稅的建議當然沒有討論的空間。

 

話說回來，「未富」者，貧賤也；「先驕」者，氣傲也。但究其實，梁振英處處講內交，向內地取「財」，足見他以「未富」自居，而竟以誑言應對善意的建議，在在反映其心高氣傲的一面，故此，真正「未富先驕」的，也許是梁振英本人。 

 

曾偉強

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龍馬精神

四季更迭，歲歲迎新。二零一四又迎來甲午，猶記一八九四甲午戰爭，乙未年台灣割讓給日本，進入五十年的殖民時期，那是台灣的痛，中華的傷。不經意已轉了兩個甲子，而那一個馬年發生的大事，依然教人激動。俱往矣！龍馬精神猶在，君子自強不息。

在下肖龍，龍與馬頗有淵源。《爾雅‧釋畜》指「馬高八尺為龍」。龍也就是昂揚偉岸的駿馬。然而，到了這一個馬年，才曉得每逢春節必不可少的「龍馬精神」，原來不僅僅是新春的祝福語，而是代表着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不斷奮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龍馬精神」的「龍馬」，不是指龍和馬，而是特指一種傳說中龍首馬身的神獸。《漢書‧孔安國傳》曰：「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為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龍馬赤紋綠色，高八尺五寸，類駱有翼，蹈水不沒，聖人在位，伏羲繡像負圖出於孟河之中焉。」

《尚書‧顧命》謂：「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河水一》云：「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明李贄《方竹圖卷文》亦云：「寧獨是，龍馬負圖，洛龜呈瑞。」。李白《白馬篇》也有「龍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之句。

伏羲被奉為中華民族的「人根之祖」、「人文之祖」。《漢書‧古今人表》中首敘伏羲，次列炎黃，以伏羲為歷史源頭，認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因而他是百王之先，中華之祖。據聞甘肅天水的伏羲廟，在大殿中有一匹形狀似龍似馬的雕像，也就是傳說中的「龍馬」。

傳說天水是伏羲故里，有一天，他在山上凝思，忽見對面雲霧滾滾，有一身着花斑，兩翼振動的龍馬翻騰而出。龍馬身上的花斑就是河圖，伏羲據此創制了八卦。中國還有另一個相傳是伏羲故里的地方，那就是河南孟津縣。那裡有座龍馬負圖寺，寺內供奉着一匹三米多高的龍馬。

龍馬與中華民族息息相關，是中華文化之始源。它等同純陽的乾，象徵剛健、明亮、高昂、升騰、飽滿、昌盛。《易經》中便有「乾為馬」之語，代表君王、父親、大人、君子、祖考、金玉、敬畏、威嚴、健康、善良、遠大。孔子在《周易‧乾卦》中便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語總結之。

這匹由中華民族的魂魄所生成的龍馬，雄壯偉岸、追月逐日、披星跨斗、乘風禦雨，正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寫照，是炎黃子孫克服困難，永遠奮進的表現，也是中華人不畏艱險，樂觀向上的生命意義的反射。

至於「龍馬精神」的「精神」，不是「精神奕奕」的精神，而是指天地萬物的靈氣。《禮記‧聘義》云：「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龍馬精神」也就是指龍馬的靈氣。中華人以龍馬精神自況，也就是與天地合，萬物齊一的精神。

中國傳統紀年農曆的干支紀年，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投射，其中一個迴圈的第三十一年稱「甲午年」。一八九四年爆發的那場可歌可泣，教人仰天長嘆而無可奈何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每當想起那一段歷史，五內仍然激起難以平伏的波瀾。

甲午戰爭前，中國和日本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戰爭後，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抹掉半殖民地的色彩，國力迅速膨漲，最終走上軍國主義之路。而中國則一落千丈，白銀大量流出，國勢頹敝。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撼前所未有，朝野上下，信心喪失殆盡。教人扼腕的是，甲午之敗，不是敗於日本的船堅利炮，而是敗於慈禧的頤和園。

龔自珍《己亥雜詩》云：「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俱往矣！今年又再迎來甲午馬年，歷史是否不斷重演，無人能說得準，只是中華民族以龍馬精神無比的生命力，一百二十年來的自強復興之路，卻足以慰藉甲午英魂。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

人生寄塵，轉眼成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一切得失，如鏡花水月。正如蘇軾〈祭陳君式文〉云：「猗歟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榮譽主席邵逸夫二○一四年一月七日早上在家中安詳離世，享年一百零七歲。除了是影視大亨，邵逸夫也是慈善家，多年來不遺餘力捐出善款超過六十五億元。在香港，不乏較邵逸夫富有的人，但邵逸夫格外受社會尊崇，關鍵並非他善於「聚財」，而是他更懂得「散財」，為善不甘後人，惠澤社群。

二十世紀初的世界鋼鐵大王兼二十世紀首富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在一九一九年去世前，共捐出三億五千萬美元。卡內基認為財富不應傳給後代，臨終前還立下遺言，要把剩餘的三千萬美元全數捐出。他留下一句名言：「一個人死的時候如果擁有巨額財富，是一種恥辱。」卡內基的善行引得同時代的富人仿傚，並且延續至今。

去年（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平安夜前一天，居於紐約曼哈頓上城區聖雷莫大廈（San Remo），八十六歲的威爾遜（Robert W. Wilson），在其面向中央公園的十六樓公寓，打開窗戶一躍而下，結束自己的一生。已退休的威爾遜曾經中風，他的友人維斯庫西（Stephen Viscusi）憶述：「他一直計劃捐出全部財富，最近曾說：『還剩下約一億美元。』他不願忍受疾病的折磨，如果時候到了，他便準備離開。」

威爾遜生於底特律，白手興家，營運對沖基金致富。一九六九年以一萬五千美元創立「Wilson & associates」，一九八六年退休後財富繼續滾雪球，至二千年，估計他的財富達八億美元。他「臨走」前已把約七億美元財富捐給慈善機構，並留下遺書：「我這輩子過得很滿足。再會了，我所有的朋友，謝謝你們。請確認取消我所有（投資）計劃，告訴大家我走了，並且賣掉我所有資產。」

他生前曾向好友透露，目標是在死前捐出所有財富。威爾遜曾在受訪時表示相信身後帶不走錢財這句說話。他先後向世界建築文物保護基金會、大自然保護協會、野生動物協會等組織捐款。

深信死後帶不走錢財的，還有一名超級富豪，環球免稅集團（DFS Group）的創辦人之一費尼（Chuck Feeney）。被稱為「慈善界占士邦」的費尼，在過去三十年一直悄悄地把七十五億美元家財，向世界各地捐贈出去，涉及教育、科學、醫療、護老和人權等領域。他至今已透過由他創辦的大西洋慈善基金，捐出六十二億美元，這使他成為當今在生時捐款最多的人。他的目標是把餘下財產在二○一六年前悉數捐出，然後「無牽無掛地去見上帝」！這意味着費尼已為他的一生定出時間表和目標。

與其他高調行善的富豪不同，費尼一直隱藏自己的善行。受益的機構甚至不知道資金來源，即便知道了也必須簽署保密協議，否則資助便會停止。直至一九九七年，法國奢侈品巨頭伯納德‧阿諾爾特收購環球免稅集團，相關資訊必須向公眾披露，公眾這才知道費尼的股份早已轉到大西洋慈善基金名下。這不僅令費尼廣受關注，也啟發了微軟主席蓋茨和股神巴菲特。

大西洋慈善基金正以每年四億美元的速度「散財」，而費尼個人的淨資產則只有約二百萬美元。他深信行善要趁早，「不要等你老了或百年之後再做善事，應該趁着有精力、有關係、有影響力的時候及早做，這樣效果會更好。」

兩千多年前，中國曾出現過一位極能聚財亦極會散財的人。他就是助越王勾踐擊敗吳王夫差的范蠡。其實，在聚財創富的過程中，必有一部分人因而得益，而在散財的過程中，則有另一批人受惠。

越滅吳後，范蠡沒有戀棧權位，反而急流勇退，到了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他帶領家人在海邊定居，開墾荒田，同時經商，不久便積累了數千萬家財，齊王聞賢尋至，拜他為相。三年後，范蠡再次引退，將萬貫家財散盡，施給貧困鄉人，再度遷徙，到了山東肥城陶山一帶，從頭開始，改名「陶朱公」。數年下來，又成了巨富，適逢當地饑荒，他慷慨解囊，救濟災民。後來更成為「千處祈求千處應」的善長，被民眾尊稱為「陶朱公財神」。

范蠡有一段話，大意是：「做官到了卿相，治家能有千金，這些於我這樣一個白手興家的布衣來說，已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之兆。」回頭再看，若不是放棄官爵，散盡千金，范蠡的腦袋早就沒了。散財不僅是功德無量的布施，更是在散憂散禍！

聽聞在西藏，許多人在得悉即將死於末期疾病之後，就把所有財產布施掉，一心準備死亡。財富無疑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身外之物，對於個人而言，死後毫無用處，賢子孫用不着，不肖兒用不好。秦皇漢武鐵木真，死後空餘六呎身。人生是一個過程，當中的意義在於耕耘，不在於收穫多少。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比利時的孩子獲准安樂死

死生，命也。誰能做到安於死而無懼？福壽康寧，人所同欲；死亡疾病，卻是人所不能無。病和死，不一定是成年人的「特權」，孩子也會生病，甚至患上絕症。孩子也會面對死亡，承受死亡過程的痛苦。我們真的忍心讓罹患絕症的孩子承受這般痛苦嗎？

不論是成年人、老人還是孩子，也會面對死亡。問題是，在我們的科技和醫學可以延長「生命」的同時，我們又有否撫心自問，延長的到底是甚麼？是死亡的過程，和過程中的痛苦，而痛苦的不只是病者，病者的至親至愛可能更痛。

安樂死的可否一直爭論不休，少數國家和地區容許不同形式的安樂死，但都有年齡限制。一般只容許成年人接受安樂死，而荷蘭則容許十二歲以上的人安樂死，現在比利時更進一步，全面撤銷年齡限制，成為首個讓孩子也可以接受安樂死的國家。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比利時參議院在激烈辯論後，最終以五十票贊成，十七票反對，通過安樂死修正案，允許十八歲以下的絕症晚期孩童，也可接受安樂死。這項法案待眾議院通過後，便正式落實立法。法案的支持者期望法案在二○一四年五月大選前獲得通過。

比利時二○○二年立法允許十八歲及以上的公民接受安樂死。統計數字顯示，二○一二年比利時安樂死案例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共有一千四百三十二人申請安樂死，創下紀錄新高。反對安樂死的團體認為安樂死法律已然失控，病者的生命權益不再獲得保障，而未成年人亦沒有足夠的判斷力，決定應否接受安樂死，通過法案只會讓安樂死更加氾濫。

然而，比利時社會黨黨員馬赫薩斯（Philippe Mahoux）相當支持這項法案。他認為即使是孩童，也有權利選擇尊嚴地離世，而這項法案正是體現終極的人道行為。一些倫理專家也認為，如果安樂死只對部分公民敞開大門，而對其他人關閉，這是不公平的。

該法案允許在疾病晚期飽受痛苦折磨、沒有任何治療可以緩解病情的未成年人提出安樂死的要求。根據醫護對現有非法安樂死情況的判斷，即使法案獲得通過，每年只會有十至十五名兒童安樂死的個案。當地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約四分之三比利時人同意兒童安樂死。

兒童安樂死一直是國際社會的禁忌，不單止是基於宗教原因，也有德國納粹時期的歷史因素。當年納粹黨屠殺數以千計身體或心智殘缺的兒童，為國際社會留下不能磨滅的陰影。

馬赫薩斯在一次訪談中指出，事實上，比利時的醫院一直在為末期絕症兒童執行安樂死，這項法案不僅不會大量增加兒童病人的死亡風險和個案，反而可以為執行兒童安樂死的醫生免除可能出現的刑事責任。

法案要求兒童安樂死必須在病童自願、經周詳考慮和重覆要求，而且不受任何外在壓力下提出。而這項要求必須得到病人的醫護人員首肯，以及家長的書面同意。病人本身必須有意識地了解自己的病情，並且知道要求安樂死意味着甚麼。與成年人不同的是，病童不能因心理原因而要求安樂死，只可在藥石罔效的情況下，才能要求安樂死。

荀子《禮論篇第十九》有云：「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不論長幼男女，人皆渴望得一善終。年長不一定反映人的智慧和成熟程度，相反，在生關死劫當中，在思考死亡的同時，人可以增長智慧，孩子也可以變得比成年人更成熟，更了解自身所需。死亡對人類一視同仁，本來就沒有性別年齡之分，孩子還是成人，也就顯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真正吃透生死而已。

 

曾偉強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走過一甲子的愛

一起把臂走過六十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起挽手離開這個塵世，更加不容易。既能同年生，亦能同日死，教人既羡且敬，亦教人反思生命的意義。

法國一對同是八十六歲的夫婦，結婚六十年，健康良好，生活無憂，而且各自擁有自己的事業成就。在任何人的眼中，從任何角度來看，他們都沒有尋死的理由。然而，在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們一同自殺，死時兩人依然手牽着手。

伯納‧卡茲（Bernard Cazes）和他的妻子喬其紗‧卡茲（Georgette Cazes）不僅選擇了自殺的時間，也選擇了地點，是巴黎的高級酒店盧泰西亞（Lutetia），這家酒店不僅是畢加索經常留連的地方，對他們來說也別具意義。他們星期四晚入住酒店，特意安排翌日的早餐送餐服務，讓送餐的服務員發現他們的屍體。

他們相識於第一次大戰之後，當時兩人還是學生，其後結婚，至今六十年；生了兩個兒子，但幼子不幸於二十一歲因意外死去。他們的長子向傳媒表示，伯納在二次大戰期間曾在德國被俘五年，回到巴黎時，便是與喬其紗在盧泰西亞酒店重聚的。

喬其紗是名退休拉丁語教授，亦著有教科書和熱心義務工作。伯納則是名經濟學者和哲學家，也有多本著作，包括描繪如何預測未來的《The History of Futures》。他的讀者對未來也許依然充滿懸念，但對於伯納來說，所謂的未來，卻如實的掌握在他手中。

對於他們的自殺，親友們均感意外，想不出所以然來。事實是，他們沒有病患，身心健康，活力充沛。但他們的長子卻向傳媒表示，他們一起自殺的計劃已籌劃多年。他們尋死的唯一理由，就是彼此深愛着對方，不能承受對方先己而去，獨個兒存活於世的淒涼，於是決定一同赴死。

他們在酒店房中留給巴黎檢控官（the Paris prosecutor）的遺書，痛斥法國政府剝奪公民安然和有尊嚴地離世的自由，喬其紗在信中對此表示憤怒，並授權他們的長子代他們提出訴訟，取回這一權利。

遺書內容提及法律禁止公民購買可達致安然離世的藥物，這無疑是限制了公民尋求安然而有尊嚴地死去的自由。他們還在遺書中指出，沒有人有權阻止作為良好公民的他們，在不涉及第三者的情況下結束生命；也沒有人能在他們希望安詳地離世的時候，強迫他們走向暴力的死亡。

他們的死，在法國再度引發安樂死的爭議。在二○○五年，法國通過被動安樂死的法例，即容許醫生為病人注射高劑量的鎮痛藥，其副作用是加速死亡，從而讓病人安然地離世，但主動安樂死卻依然不合法。今年七月，法國的醫學道德議會（medical ethics council）重申反對主動安樂死或協助自殺非刑事化，並因應這議題進行了普查，普查結果在十二月公布。但另一項在十一月公布的調查結果卻顯示，九成二法國人支持為身患絕症或身陷不能承受的痛苦的病人執行主動安樂死。

現任法國總統奧朗德在競選期間，曾經承諾一旦當選，會致力保障人民「尊嚴地離世」的權利。事實是，沒有人能阻止任何人自殺，只是自殺的形式可以很不相同，容許助死可以是一個選擇，不僅讓堅決的自殺者安詳地和有尊嚴地離世，也可以讓一些因一時衝動而想到自殺的人，及早得到適切的幫助，釋除自殺的念頭。

不能同日生，但願同日死，說來容易，但到底有多少人做得到？像伯納和喬其紗般，手牽手地走過一甲子，手牽手地一同離開，不僅盡顯兩人的愛之深，也展現出兩人的無比勇氣和吃透生死的瀟灑。對他們來說，生命的意義在於彼此兩忘生死的愛。

說到底，生命的素質不能以壽命的長短來衡量，也不能以物質補償。生命中失去了最珍貴的愛，的確比死更難受。生命的意義，縱使因人而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當生命結束時，都渴望可以安詳地、有尊嚴地離去。

 

曾偉強

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

獵鹿人的最後抉擇

當你睜開眼睛，面對的是至親和醫護，同時發覺自己全身動彈不得，口不能言。聽到的第一句說話，是你往後的日子將要在輪椅上渡過，而且不能自行呼吸，必須依賴呼吸儀器，才得以維生。你願意這樣生存下去嗎？

美國印第安那州獵鹿人提姆‧鮑爾斯（Tim Bowers）的答案是「不」。當然他不能用口說出來，只是堅決的搖頭。印第安那州的法律容許病人拒絕治療，但一般是由病者家屬代為作出決定，由病人自行作出決定的個案絕無僅有，鮑爾斯實屬首例。

三十二歲的鮑爾斯居於印第安那州的迪凱特（Decatur），擁有自己的商店，樂於助人，是家中的老么。由於父親經營牧場，自小培養出外向型性格。他經常協助父親打理牧場，而他本身則喜愛獵鹿，是名業餘獵人。他剛於今年（二○一三年）八月結婚，妻子懷孕。

十一月二日星期六下午，他如常到野外獵鹿，但不幸地從五米高的樹上掉下來，導致三節脊椎骨碎裂，自頸以下全身癱瘓，而且不能自行呼吸，亦喪失語言能力。

醫生經診斷後認為鮑爾斯往後不僅需要在輪椅上渡過餘生，亦無法自行呼吸，必須依賴儀器。他的家人要求醫生把受到藥物影響而仍然昏迷的鮑爾斯喚醒，詢問他自己的意見。醫生答應家屬的要求。

鮑爾斯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身在醫院，全身動彈不得，亦無法張口說話，見到他的家人和醫護圍繞着他，心知不妙。他的姊姊珍妮如實地告訴鮑爾斯他的狀況和醫生的診斷，問他是否願意這樣生存下去。鮑爾斯斷然搖頭。醫生再問他同樣的問題，他亦同樣堅決地搖頭。

醫生因而為鮑爾斯拔喉，五小時後，鮑爾斯在家人和七十多名親友的陪伴下，安然離逝。這是意外發生後的第二天。

鮑爾斯比其他類似病人幸運的，不僅是省卻不必要的治療，減少不必要的痛苦，也在於他能自行作出決定。他的姊姊珍妮是名資深護士，在加護病房工作，深深的體會到如鮑爾斯這類病人的痛苦。她知道即使鮑爾斯能「康復」過來，也不過是名活死人，那樣實在比死去更難熬。鮑爾斯亦曾向她的妻子透露心聲，表明不願在輪椅上渡過餘生。他的家人因而很理解亦支持鮑爾斯的決定，縱使那是令人心碎的決定。

《莊子‧達生》有云：「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誰能如莊子般，妻死而鼓盆而歌？面對生離死別，誰能豁逹面對，無悔無憾？生命本無常，如鮑爾斯般，生命如日中天，充滿活力，卻遇上突如其來的丕變，為生命撇然劃上句號。不禁問，當生命要結束的時候，我們是要自然地接受，還是以科技抗拒？但科技又真的能延長生命的質素嗎？

也許，我們都應思考一旦類似的事故發生在自己身上時，自己和家人又可以如何面對。也許，是時候認真思考在健康時立下醫療預前指示，讓家人和醫護人員有所依據。因為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未必都能如鮑爾斯般「幸運」，可以自行作出抉擇。

 

曾偉強

二○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平常心看禽流感

從前，死了的禽畜仍然有價，便宜一點便可以賣出去，給人食用。今天，卻因為一隻沒有發病卻帶有病毒的雞而屠殺兩萬隻健康的活禽。這是社會的進步，還是人類的無知？只是在地球的另一邊，仍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在捱餓。是誰在作業，是香港人的共業。殺戮徒增怨氣，而怨氣如此之大，社會焉得祥和。

一隻來自佛山順德的供港活雞被驗出帶有H7病毒，結果是一日之內撲殺兩萬隻包括本地雞隻在內的活禽。雖說市場出售的活雞最終也會被人宰吃，但雞隻的無辜而毫無價值地被殺，卻益顯人類的自私。

生命是平等的，人類卻自以為優於萬物，以萬物之靈自居。果如是，則人類更應負起照顧萬物的責任。但事實是，人類不獨無視大自然的規律，更漠視其他動物的福祉。因為大自然存在病毒，而濫殺生靈。

生滅是生命的本質，動物依賴其他生命以維持自身的生命。所謂的病毒細菌，亦是自然而然地存在於大自然當中，在水中，在土中，也在空氣中，所有生命都是存在於滿布細菌病毒的環境。人體本身不是都帶有危害其他生命的病毒細菌嗎？人類壓根兒無法亦不可能活在零風險的環境。自然界生物相互依存，人類亦不可能獨善其身，更不可能與自然界隔絕，而是應與其他生物以至病菌和諧並存。

今天因為有禽流感而殺雞，明天也會因為其他病毒而殺滅別的生物，無止盡的殺戮，只是在不斷的作業，最終必會自取滅亡。人類愈是自我隔離於大自然之外，自身的生存能力亦愈加脆弱。而究其實，病毒的變異，均是人類干擾的結果，濫用抗生素，無止境的疫苗開發，結果是導致新的病毒不斷湧現，人類面對的健康風險亦隨之上升。

可笑的是，有人提出不吃活雞。但事實是，假如因為有禽流感而不吃活雞這一邏輯成立的話，最終全人類必得茹素，甚至不得進食，因為即便茹素，也不能保證食品的安全。當然，茹素是好事，但政府可以立例強制茹素嗎？吃不吃葷用不着政府來管。

在市場充斥着垃圾食品的今天，在在教人反思甚麼是食物？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科技先進，社會富足的今天，食品工場大量生產，扭曲了食物的本質。但諷刺的是，在地球的這邊廂，有人豪奢地吃着垃圾食物，而在地球的另一邊，仍有數以萬計的人在捱餓。兩萬隻活家禽，可以填飽多少個肚皮？

事實是，因交通意外而身亡的人不在少數，我們是否因此而禁絕汽車？因人類流感不治的人數也在上升，美國日本均出現H1N1流感疫情，但我們不會想到以極端手段應對。面對禽流感，理應以平常心視之，毋須焦慮，更不用恐慌。撲殺活禽並不是應對病毒存在的良方。

食物鏈環環相扣，生物相互依存，人類不尊重其他生物，不懂得與大自然共生，盲目相信科技，最終是走向繁榮進步，還是步向滅亡？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風起了，好好活下去

宮崎駿是愛國的，但他反對軍國主義。他是軍事迷，但他也是反戰的。在理想與現實的無奈之間，他選擇實現理想，縱使同時發出悲涼的嘆息。

電影《風起了》描繪出大正至昭和前期，未受污染的日本，沒有一粒垃圾的田園，仍未混濁的天空，引領主人翁奔向理想，游走夢境與真實之間，最後卻只剩下欷歔。然而，宮崎駿一再告誡我們不要放棄，面對現實的殘酷，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法國詩人Paul Valery的佳句「Le vent se le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風起了，要努力好好活下去）貫穿全片。是宮崎駿對觀眾坦率而直接的鼓勵。「風起了」代表甚麼？是夢想，也是人生路上遇到的種種困阻。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夢，夢醒了再入夢。而無論如何，風起了，也要好好活下去。

《風起了》不僅是宮崎駿的告別作，也多少帶點感情投射。且不論情節是否與宮崎駿本人的經歷相似，也不論是否為父親說項，電影中的日本少年堀越二郎的際遇，便恍惚是宮崎駿追尋夢想的過程，對國家從災難中走出來的盼望，和對戰爭的否定。

主人翁堀越二郎自小便沉迷於飛機，但由於近視的關係，不能當飛機師，因而醉心於飛機設計。意大利飛機工程師卡普羅尼成為了他的偶像，也一而再地在夢中與卡普羅尼對話，在這夢幻與現實之間，道出了理想的堅持，縱使結果並非由自己控制得了。

雖然二郎強調工程師的責任是設計出能夠橫越長空的飛機，不管飛機如何運用。但在二郎的理想中，飛機是載人，包括孩子翱翔天際的，是為人類帶來喜悅的。在一次會議中，二郎便強調要提升飛機的性能，必須減少負載武器的重量，恍惚是在否定以飛機作為戰爭工具。

在結局中，二郎淡然地說，飛去履行轟炸任務的飛機沒有一架飛回來，也似乎是在重申反戰的觀點。但淡淡然的一句話，聽在日本人和中國人的耳中，卻又勾起迴然不同的反響。

故事細緻地描寫二郎的飛行抱負，從小到大，不斷研究和設計飛機，其中穿插了他和菜穗子的愛情故事，教人反思理想與愛情、國家與家庭、群眾與個人的種種矛盾。身患肺結核而且性命危在旦夕的菜穗子，最後叮囑二郎「風起了，要努力好好活下去」，可以說是電影點睛之處。

《莊子‧天地篇》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假如輪船代表人類征服海洋，飛機便代表着人類征服天空。當人類的力量愈來愈強大，野心也愈益膨漲。飛機只是工具，本身並沒有對錯，犯錯的永遠是人類。《風起了》宣示了這一觀點，也教人反思科技為人類帶來的改變，和如何改變人類。我們到底是「要有金字塔還是沒有金字塔的世界？」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聖誕的意義

今天，聖誕節已成為真正普世歡騰的日子，因為不管是否信徒，都同樣互道「節日快樂」或「聖誕快樂」。而聖誕亦已成為借口，讓人們盡情吃喝消費。然而，在歡樂背後，卻已忘記聖誕的真義。

根據《聖經》的記載，耶穌在伯利恆的馬槽內誕生，牧羊人報喜，天上出現明星，引領東方三博士前來參拜。嬰孩代表柔弱，因為耶穌改變人心的方法，是綿密的愛。祂以最溫柔的愛，赤子的心去擁抱世界，以柔弱誘發人心內無盡的關愛。

耶穌在世的日子，不斷宣揚愛的真諦，愛人如己、愛仇敵、愛父母、愛弟兄姊妹、愛鄰舍。祂以愛帶給人們平安、喜樂和盼望。耶穌的降生，是為了從黑暗、不公的現世，將人拯救出來，回歸真善美。

不管是否信徒，每年的十二月，我們的社會都不期然地想起聖誕老人、聖誕樹、聖誕禮物、聖誕燈飾。而在平安夜，更是狂歡的日子，已全然背離平安夜的本來面目。君不見平安夜當天大批港人外遊，更多的是湧往商場食肆，酒店的自助餐座無虛席。現代的消費主義已完全吞噬了聖誕的安寧。

現在一般稱為平安夜的聖誕夜，英語就是「聖誕前夕」。平安夜據說是源自著名的聖誕歌曲《平安夜》（Stille Nacht）。故名思義，平安夜應該是安詳寧謐的。在這一個晚上，全家人都會按傳統聚在客廳，圍着聖誕樹唱聖誕歌，並且交換禮物，分享年中的生活點滴，喜怒哀樂，表達內心的祝福和愛，祈求來年幸福。例如在冰島，聖誕假期由平安夜當天的下午六時開始，教堂鐘聲敲響，人們會與家人一起享用節日晚餐，之後便拆禮物，一起度過晚上。

不錯，聖誕禮物是在平安夜，又或是聖誕當天拆的，不是一般所說的「拆禮物日」。事實上，十二月廿六日應是「節禮日」（Boxing Day），而不是「拆禮物日」。從前，在西方封建社會，聖誕節是大家庭團聚的日子。奴隸的家人也會在領主的莊園內相聚，以便領主發放年終津貼。十二月廿六日當天，所有聖誕派對結束，領主會把一些有用的物品，如衣料、穀物和用具等，送給住在園裏的奴隸。故此，每個奴隸家庭會在聖誕節後得到一個載滿物品的大盒。「Boxing Day」亦因此而得名。

聖誕其實與中國的冬至有點相似，都是讓一家人年終到晚，聚首一堂的日子。歐美在聖誕期間，都會出現回鄉潮，趕在平安夜回到老家，與家人團聚，相互祝福。平安夜，應該是如聖誕歌《平安夜》所言，是神聖的、是安靜的，絕對不是狂歡的。

雖然十二月二十五日不是耶穌真正的出生日，而由於《聖經》上沒有記載，也曾被視為異端。弔詭的是，雖然是尤太人的王，但尤太人不慶祝聖誕，他們慶祝燭光節（Hanukkuk）。即使在香港，每年的這個時候，遮打花園都有簡單的儀式，慶祝燭光節。但今時今日，誰又會在意聖誕的真義，只管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狂歡。

 

曾偉強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水窮無盡處

秋水，是美的符號。唐王勃《滕王閣序》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膾炙人口。 宋王安石《散髮一扁舟》亦有「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之語。還有清王士禛《樊圻畫》的「蘆荻無花秋水長，淡雲微雨似瀟湘」等名句，盡是唯美的典範。

秋水，亦是清朗氣質的代名詞。唐杜甫《徐卿二子歌》云：「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 宋蘇軾《次韻王定國得潁倅》也有「仙風入骨已凌雲，秋水為文不受塵」之語。清趙細瓊《木蘭花慢‧<小螺庵病榻憶語>題詞》中亦有「怎秋水文情，春山媚嫵，都屬氤氳」的佳句，讀來無不教人神往。

《秋水》正是唯美與清朗的化身。與《秋水》結緣，始於千禧年元月第一零四期的〈悼丁平老師〉。那一期《秋水》為已故丁平老師設立悼念專題。我是跟隨老師的學生中，年資最淺的，對於老師，甚有相逢恨晚之嘆。而我首次向《秋水》投稿，則是二○○二年的〈姑蘇行〉，那次是冒昧試投，怎料涂靜怡大姐便即採用，刊於二○○三年元月第一一六期。從此便與《秋水》結下不解緣，後來機緣巧合，成為同仁，這是後話。

第一次與涂靜怡大姐見面，是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秋水》三十周年誌慶，當日場面盛大，出席的詩人多不勝數，共濟一堂。但因為一首〈姑蘇行〉，大姐卻能唸出我的名字，使我心中又驚又喜。可能是冥冥之中那點緣份，此後一直有向《秋水》投稿，也同時與大姐多了書信往來。兩人也漸漸的真正認識起來。大姐在信和便箋中，不僅在詩作上指點我，而且還不時提點我為人處事的道理。我從來就是個不愛說話亦不懂人情世故，近乎自閉的人，本來就不懂得如何與人交往，亦不懂得與其他詩友交往，更加是個詩壇的門外漢。其實，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個門外漢。與人的交往太難了，都是與詩為伴較好。大姐是我在詩路上的明燈，是良師，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長者。

二○○六年四月的復活節，「秋水詩屋」揭幕，我亦有出席。最教我感動的是，大姐為每一位《秋水》詩人都建立了一份獨立的檔案，那份心思和所花的時間與精力，實在不足為外人道。當我翻開自己的檔案時，我的心幾乎跳了出來。那一次，幾天的相聚，與大姐和其他《秋水》核心成員的感情深了一層。而我總是覺得我的水平與他們相差太遠，不知何年何日才追得上。另外數次與大姐見面，都在香港。主要是大姐經港往還台灣。

我未能參與《秋水》二○一二年在北京舉行的大會和之後的蒙古國之旅。那的而且確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與其他《秋水》詩人，特別是中國大陸的詩人會面。機會一去不復返，在我心中，只感到無限的可惜。

二○一三年五月底，我和妻子玉琴專程赴台探望大姐，看看詩屋，算是一點補償。五月的第四個星期六，我和玉琴上午十時到達詩屋，大姐、俞梅、愷文和風信子已在等候，還有人雖沒有到，但聲音到了的趙化。稍後琹川也來了，我們一起到碧潭吃午飯，邊吃邊談，談的很多很久。談到我初認識大姐時的愚昧和魯莽，一晃眼已經十年，而《秋水》卻要收攤，心中真是百感交集，萬語千言卻又欲語無從。也許，大姐真的累了，一輩子肩起這個重擔，加上大姐近年的健康也不太理想，也許真的是歇息的時候了。

《莊子•秋水》篇云：「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四十年來，《秋水》既匯集海內外眾多的詩人，亦灌溉了詩壇，孕育了一群又一群的詩人。不敢想像沒有了《秋水》的詩壇，將會是何等寂寞，何等模樣。際此「帆帶夕陽千里沒，天連秋水一人歸。」收攤也許亦不過是另一個開始，正是終始一如，水窮無盡處。

 

曾偉強

二○一三年八月廿五日
刊於二○一四年元月第一六○期《秋水》

冬至

已忘記上一次一家人過冬是何年。因工作關係，多年來均沒有和家人一起過冬或過節，大概有廿年罷！今年賦閒在家，反而可以一家四代，在冬至當晚，同桌吃飯過冬。雖然飯前飯後均沒有吃湯圓，但心潮起伏，仰長歎而欷吁。

常言道，「冬至大如年」。廣東人更有「冬大過年」之說，一家人須於冬至夜團聚吃飯，還須飯前或飯後吃湯圓，代表一家團圓。冬至畢竟是最重要的節氣，一直排在廿四節氣的首位。殷周時期規定冬至前一天為歲終之日，冬至也就是一歲之始。後來改行夏曆，冬至亦有「亞歲」之稱。

雖然冬至不是香港的法定假日，但不少公司的不成文規矩是提早下班，讓打工一族早點回家，與家人吃飯過節。冬至過節源於漢代，盛於唐宋。漢朝以冬至為「冬節」，並會舉行官方的祝賀儀式，稱為「賀冬」。《後漢書》有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即冬至當天朝庭上下均會休假。

早在周代，冬至就有國家祀典。《周禮‧春官》云：「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歷代帝王亦會以冬至為盛大的國事大典，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朝會群臣與各國使節。唐宋時期，冬至成為祭天祀祖的日子。皇帝這天要到郊外舉行祭天大典，百姓須祭拜父母尊長。及至明清兩代，皇帝均有祭天大典，謂之「冬至郊天」。宮內有百官向皇帝呈遞賀表的儀式，而且還要互相投刺祝賀。

時至今日，冬至已鮮有祀祖，但不少習俗依然流傳下來。例如江南水鄉，有冬至夜全家聚首，一起吃赤豆糯米飯的習俗。陝西一些地方在冬至會吃紅豆粥。真是無巧不巧，這年的冬至，我和妻吃下午茶時，點了紅豆西多士，而晚飯則吃了糯米飯。雖然沒有吃湯圓，但這也可以算作應了節罷！

年屆九旬的母親向來很重視冬至，按她的說法是「做冬」。「做冬」也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頓豐富的晚飯，但她並不要求必須在冬至當天，而由於家庭成員各有工作，事實上也很難相聚一起「做冬」，故此，通常也會提前「做冬」。今年是非常難得也是記憶中的首次，四代人一起「做冬」。雖然仍有成員不在席，但我這一代總算人齊，記憶中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母親常常把「乾冬濕年」和「冷冬暖年」掛在口邊。意思是冬至不下雨，春節便要下雨；如冬至寒冷，春節則會相當溫暖；反之亦然。這是她年輕時務農積累下來的傳統智慧。今年的冬至又冷又乾，春節想必既濕且暖。她還有一句「冬歸頭、冬歸尾」的順口溜。民間流傳「冬歸頭，賣被去置牛；冬歸中，十隻牛欄九隻空；冬歸尾，賣牛去置被。」之說，意思是冬至在農曆月初，該年天氣應會較暖，冬至在月中則該年冬天較冷，冬至在農曆月底，那年冬天會相當寒冷。故此，今年的冬季恐怕是會較冷的了。

際此「冬至一陽生」，冬至日是一年中，日最短而夜最長的一天。曹植《冬至獻襪頌表》云：「千載昌期，一陽嘉節，四方交泰，萬物昭甦」。在漫長的暗夜過後，必是走向朗朗白日。營役半生，如今面向人生的一大轉折，想到杜甫的「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這次第，怎一個「閒」字了得。

曾偉強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哀哉鎚碩鯊

本是海上霸王，無奈遇上人類，結果成為瀕危物種。鎚頭鯊，曾經縱橫四海，自由自在，是真正的海洋奇觀。如今，由於人類濫捕，正在消失。這不獨是一個物種的消失，而是一整條生物鏈受破壞，大自然的失衡。而大自然失去平衡，人類又豈能獨善其身？但可悲亦無奈的是，造成大自然失衡的罪魁，正是人類。

鎚頭鯊又名雙髻鯊，以其頭部的形狀而得名。鎚頭鯊的頭部有左右兩個突起，各有一隻眼睛和一個鼻孔，可以通過來回搖擺腦袋，看到三百六十度範圍內的東西。鎚頭鯊分布在熱帶及較暖的溫帶沿岸水域。由於牠們習慣群游，故常被漁民大量捕捉，滿足人類對魚翅的需求，近年數量銳減，生存狀況岌岌可危，被列為瀕危物種。以太平洋美洲海岸的科迪斯海為例，每年便有數千頭錘頭鯊遭到捕殺，那裏曾經是世界上觀察錘頭鯊的最佳地點之一，但現在卻鮮有錘頭鯊的影蹤。

香港海洋公園二○一○年從日本引入十五條鎚頭鯊，一條在遷進後不久便已死去，而今年（二○一三年）十一月三日，在半天之內死了六條鎚頭鯊，全屬雌性，死因不明。死去的六條鎚頭鯊只有十至十二歲，而一般野生鎚頭鯊壽命卻可長達二十至三十年。這是繼九月極瀕危海洋物種小玳瑁死亡後，海洋公園向外公布的另一宗生物死亡事故。但究其實，海洋公園的死亡事件罄竹難書。

公園二○○二年購入的四條鎚頭鯊，早在二○○六年之前便相繼死亡；二○○五年園內一條八十歲龍躉歸天，今年一條護士鯊死去，公園均沒有公布。二○一○年，一條珍貴的五歲雌性海豚，因膽管炎引致器官衰竭而死亡。同年十一月，四百條從日本引入的珊瑚魚因感染白點病死去。

二○○八年，中央政府贈送五條有「水中大熊貓」之稱的中華鱘予香港，交由海洋公園照料，但其中一條到港不足三日便遭海狼噬殺，公園才醒覺到要分隔中華鱘與海狼。中央政府其後再送五條中華鱘給香港，但再有兩條中華鱘先後死去，死因不詳。

而二○一○年與十五條鎚頭鯊同期從日本引入的八十條被列作瀕危物種的藍鰭吞拿魚，亦於兩個月前全數歸天，但公園一直沒有公布。野外藍鰭吞拿魚平均有十至十五歲，而八十條藍鰭吞拿魚在引入時不足一歲。

事實是，吞拿魚屬大型回游魚類，不能亦不應困在魚缸飼養。而鎚頭鯊亦需要廣闊的空間自由生活，在水族館飼養，實有違牠們的天性。這次同一時間死了六條鎚頭鯊，令人想起較早時海洋公園有海豚懷疑自殘的事件。動物也有思想，而愛自由是所有動物的天性，畢竟，動物是屬於大自然的。說到底，把不同種類而且數量龐大的魚放在一個大型水族館飼養，是不人道的自私行為。不禁問，把野生動物移至人工環境生活，既違反其天性，亦無助於保育，這到底反映甚麼？是人類可凌駕其他動物的潛台詞！

人類自稱萬物之靈，早已有了凌駕萬物的意識。現代人崇拜科學，輕視自然，自以為可以改地變天，操控萬物，誰知，大自然實不需要人類，但人類卻不能不依賴大自然。說到底，人類行為不獨令大自然逐漸失衡，也在引火自焚。面對大自然憤怒的咆吼，天搖地動，洪澇旱災，人類便如螞蟻般渺小。而為了口腹之慾、耳目之娛，蔑視野生動物自身的生存方式和權利，人類終必自取滅亡。

 

曾偉強

二○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悼曼德拉

那一夜變得很漫長，一顆巨星殞落，時間恍惚停頓，整個南非鴉雀無聲，一片沉寂。那個晚上，彩虹之國失去了它最偉大的兒子，而南非的人民則失去了父親。全球哀悼曼德拉，縱使大家都預期了這一天的到來，但當這一天真的降臨，卻依然悲痛，不欲相信。

南非總統祖馬在當地時間十二月五日晚上宣布，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的精神領袖當晚在家中，在親友的陪伴下安詳離世，享年九十五歲。消息傳出後，數以百計的群眾聚集曼德拉的寓所，附近街道擠得水泄不通。有人失聲痛哭，但在哀傷的氛圍中，有人盆鼓而歌，為曼德拉一生的成就劃上圓美的休止符。

一個熟識的名字，一位陌生的老人。曾經因為反抗種族隔離政策而被囚二十七年，於一九九○年獲釋時，已是古稀老叟，人生的黃金歲月就在黑獄中度過，但沒有消磨半點意志，卻堅實了爭取平等自由的決心，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人權鬥士。誠如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所言，他不僅是當代的偉人，也是歷史的偉人。曼德拉不僅是偉大的歷史，而且創造出偉大的歷史。

多少政治家、反抗運動領袖，諾貝爾獎得主和良心犯的離世，均沒有如曼德拉那樣引起全球哀悼與依依不捨。曼德拉率領南非人民，通過非暴力方式，推倒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種族隔離的高牆，更在成功之後放下仇恨，以恕與愛，帶領南非走上種族和解的道路，實現了真正的和諧與公義，為人人平等的理想樹立楷模。

曼德拉曾經說過：「生命的意義不在於我們曾活着這麼簡單，而在於我們是否為其他人的生命帶來變化。」他做到了，而且影響的不僅是南非的人民，也影響了世人。放眼當下，多少通往平等自由之路依然顯得那麼遙遠而崎嶇。不平，依然是現世的寫照。

一九一八年生於特蘭斯凱一個部落王族家庭，曼德拉童年時已不滿族人飽受白人政府的壓迫。長大後受印度聖雄甘地啟發，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張以非暴力方式對抗種族隔離政策。諷刺的是，他一度被英美等國列為恐怖分子。南非白人政府一九六四以「企圖以暴力推翻政府」罪名判他終身監禁，直至一九九○年重獲自由，一九九三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翌年當選南非首位黑人總統，登上權力高峰，但他沒有戀棧權位，當了一任總統便退下火線，不過人民沒有就此忘記他，接下來的日子，他都是南非的精神領袖，道德楷模。

對於曼德拉的離世，英國首相卡梅倫說是「世上一盞偉大的明燈熄滅了。」而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則說「他讓大家明白我們可以改變世界。」不禁問，世界上還有多少黑暗角落，需要我們去照亮。在世界上還有多少不平，需要我們去改變。人們期待着更美好的明天，期待着曼德拉的精神燃亮切近的東方。

 

曾偉強

二○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當政治變成請客吃飯

當政治變成請客吃飯，經濟還有希望嗎？當基層吃飯，中產結賬，我們的社會還有公義嗎？今天花錢，明天才想法賺錢，政府的理財哲學還稱得上審慎嗎？當香港坐上福利主義的列車，下一站，債台。

特首梁振英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慷納稅人之慨，為基層市民增加大量福利，為政府每年恆常支出增約二百億元。問題是，這些林林總總的津助，壓根兒無助基層市民脫貧，即便沒有，亦不會有人因而不能維生。換句話說，這筆錢是為派而派的。

梁振英認為過去十六年，香港總體上錄得盈餘，今天的財力足以應付這筆開支，並重申對香港未來的經濟有信心。然而，過往的表現不代表未來取得同樣的表現，這是常識。假如香港由一位没有常識的人領導，香港還有前途嗎？

《基本法》列明香港必須量入為出，也就是要看賺了多少錢回來，才決定花多少錢。可惜的是，熟讀《基本法》的梁振英卻在施政報告第一百九十四段指出，「政府有責任『量入為出』，這個責任的關鍵既在控制支出，也在增加收入。審慎理財的同時，我們更要發展經濟。」這無疑是為「量入為出」重新定義，即是先決定花多少錢，然後才想法把錢賺回來。

問題是，這二百億元經常開支不是每年二百億，而是按年遞增的支出。敢問我們的「小政府」能否保證香港經濟每年均錄得增長？更遑論經濟表現可以一年勝一年！社福開支只會有增無減，猶如一頭永遠飢餓的野獸，不獨永遠在吃，而且會愈吃愈多。

《二零一四施政報告》的重點在扶貧。然而，報告卻沒有為扶貧定下目標，就是何謂「扶貧」也不甚了了，只是藥石亂投，結果只會適得其反。以低收入補貼為例，雖然聲稱鼓勵多勞多得，但政府卻同時在探討標準工時。事實是，這類低收入補貼只會成為薪金補貼，打消僱主加薪的意慾，亦不能同時提高受助家庭的生活水平，因為物價會隨着補貼的推出而上升，正如物價隨着最低工資的出現而上升。

一個現實的問題，受助低收入補貼的家庭會為增加五百元月薪而放棄每月兩千多元的津貼嗎？究其實，這類低收入補貼只會製造貧窮而不能助人脫貧，令所謂貧窮人口上升，因為停留在可獲補貼薪金水平的瓶頸的人數會愈來愈多。

有如滾雪球的社福開支，長遠如何承擔？前中英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在一九九五年曾指摘當時的港府福利開支過高，最終會「車毀人亡」。誰知今天香港卻在中央揀選的特首治下走向福利主義！不管是長者生活津貼還是低收入津貼，其開支只會提速增長，最終迫使政府舉債，甚至動用儲備，香港便會重蹈西方福利主義國家財政危機的覆轍。

 

曾偉強

二○一四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