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29 August 2015

「老馮」食白鴿


是溝通也好,統戰也罷,對話總比對抗好。而對話由中共採取主動更繞過特府直接出擊。由此觀之一直好鬥的梁特,恐怕真的難成「大器」。後政改時代,也許已變成後「CY時代。

聞說宴請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的民主黨,曾提出同時邀請梁特或特府代表出席,但「京官說不必」,只說見面之前,會通知特府。特府八月二十七日深夜匆匆發稿,表示「特區政府事前知悉。不知是否曲線印證這一傳聞呢?

「老馮」與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等高層在事前保密的情況下八月二十六日共晉午餐翌日傍晚民主黨見記者解畫。外界反應不一不過談話內容並不重要,要在展示雙方態度,指出一種態勢。

毛澤東說過,「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敵人縮小到最少……對我們來說,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中共一向擅於統戰,孤立敵人。如今中共要對付香港的激進力量,自然要與傳統泛民團結起來,將敵人縮到最少。要團結傳統泛民,自然想到「白鴿黨」。

無疑民主黨是昨日的第一大黨,但心態卻仍未調整過來。「老馮」客客氣氣開口閉口「學姐」前「學姐」後,展示出敬而重之重而視之的態度,民主黨又豈會不飄飄然?更重要的,是昭告港人,能夠向北京直接表達港人意見甚至直斥其非的,只有民主黨。

這次會面,並非雙方初次相見。時任中聯辦法律部部長馮巍,二零一零年曾處理政改事宜,當時民主黨走進中聯辦談政改,「老馮」亦有參與。而由於「老馮」曾就讀於英國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因此自稱是劉慧卿的「學弟」。

中共與民主黨直接對話,說明中共不需要甚至不再信任甚麼「超級聯繫人」,在這件事情上梁特只有被知會的份兒至於是否意味着中共再次調整對港政策,仍不好說但這樣的「正常安排」,卻說明了中共直接處理港事的態勢。

值得一提的是,馮巍歷任解放軍軍事法院法官、駐港部隊法律處長兼新聞發言人、中央軍委法制局正師職法律草擬員等職,至大校。這一特殊背景,不知又說明甚麼呢?

正是無巧不成話,梁特八月二十八日突然夜宴民建聯,動機耐人尋味似有意借民建聯之口表達梁特仍然主導港事之意不過翌日媒體報道卻不太一致。

《大公報》八月二十九日的報道,引述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梁振英有認真留心民建聯一眾成員的發言,認為會面有意義。」對於馮巍民主黨的會面她表示,歡迎中央與任何黨派及香港社會各界溝通,期望民主黨迴歸理性,與激進派切割。」

李慧琼同時表示民建聯沒有收到馮巍的邀約,並認為馮巍與民主黨會面不存在繞過特區政府這一法。」這句話由李慧琼來說,雖有點越俎代庖的味道,但亦有此地無銀之意。

文匯報》的報道則表示:「據了解,晚宴花了不少時間討論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日前與民主黨會面一事,據悉梁振英表示樂見其成』,強調特區政府長期希望促進香港各政團與中央加強溝通。」

報道並指出:「有民建聯中人更笑言,黨主席李慧今年曾兩度訪京,分別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會見,其間她提出希望中央與香港各界加強溝通,想不到民建聯上月訪京後,馮巍便來港與民主黨會面,今次民建聯可謂成功爭取』。」

梁特是否真的「樂見其成」,不得而知。但這場突如其來的夜宴,民建聯似乎拒當梁特的「傳聲筒」而外界的焦點,仍然是民建聯,尤其是李慧琼,則肯定並非梁特原先設想的劇情。


曾偉強
二○一五年八月三十日

Thursday 27 August 2015

無度干預


《莊子‧應帝王》有這樣的一則寓言: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經常南來北往,在中央之帝渾沌的地方相遇。渾沌對他們都很有善,殷勤款待。儵與忽商量如何回報渾沌。認為「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於是,儵與忽在渾沌的頭上,每日鑿一竅,到了第七日,渾沌便

這則寓言說明,帝王治世,應當無為而治,有為即有害。

無疑「積極不干預」是歷史的陳迹,其精髓已隨前賢埋於地下。事實是,「積極不干預」早已不存在於香江特府,甚至早已消失於回歸前的港英政權若說「積極不干預」今日已經過時,只說明吐出此言的人一直居住在火星而已。

唐英年早於二零零二月,便批評積極不干預」是「呃人」的。到了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唐英年宣布參選政綱明確積極不干預」,提倡政府在經濟發展上的角色,應該更主動和主導。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新聞發布會上,明言「『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是很久以前一位財政司司長夏鼎基先生所說的,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說這是作為我們經濟發展的藍圖。我們……會盡量配合市場需要做事,而且我們政府歷年來,你可以看到我們有一些已經盡量配合市場的需要。」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中,清楚闡述了積極不干預政策」,而重點在於「積極」而非「不干預」。夏鼎基當時說:「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觀點,建基於政府,尤其是開放型經濟體的政府企圖對私營部門分配資源,影響市場運作的計劃,通常是徒勞的,對經濟增長也會帶來破壞。」

夏鼎基還指出:「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由此觀之,「積極」不等於「不干預」,更非「不作為」。而最終作出的「積極的決定」,均是真正經過深思熟慮符合社會長遠利益的決定。港英年代成就了經濟奇蹟,正正是由於政府「無為而無不為」,能夠因勢利導,創造環境,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如今梁特將「不干預」與「不作為」劃上等號,又同時將「干預」與「有為」等同起來問題是「有為」就是「有為」又何須「適度」?「適度」與「有為」兩者是矛試問在「在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這種「比較大膽的設想」,又如何稱得上「適度」?

「有為」,即有所作為。儒林外史第三十九回》「少保若肯留在帳下效力,你也可以借此報效朝廷。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為之時!」也許,梁特心目中的「有為」,亦是「報效朝廷」之意。

不過,早已寫在其所謂政綱的「適度有為」,卻一直予人霧裏看花的印。過去三年多除了積極干預,就只見敵我鬥爭看不到梁特的「度」。而梁特所能拼出來的「有為」例子竟是「滬港通」的開通、樓市「雙辣招」、雙非」零配額、限奶令」等等。

然而,「滬港通」旨在為國家股票市場「走出去」作貢獻,而其他「例子」,則完全是行政干預。但干預的後果卻只令問題惡化例如樓價在「雙辣招」下,表現如脫韁野馬這又說明甚麼呢?


曾偉強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